《观史论事品人李国文说唐》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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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千年为单位衡量出来的不朽,才是货真价实的不朽。
惟其不朽,一千多年来,李商隐成为关注之焦点,研究之重点,大有成为一门显学之势。谈唐诗,首推三李,他是压轴的一位。虽然,他的作品,其费解、深奥、晦涩、隐喻之处,往往人言人殊,不得要领。但美不可言之处,对整个唐诗而言,可谓枇杷晚翠,异峰突起,形成闭幕前的高潮,结束一代盛事。尤其他的这首天鹅之歌,从宋之苏东坡起,一直到今人钱钟书,或注或释,或议或评,无不竞为时尚,显出高见卓识。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学者,把功夫用在《锦瑟》上,这在中国诗歌史上,也是颇为罕见的现象。
所有琳琅满目的名人解读,概括起来,无非两类,一类认为诗中有人,一类认为诗中有物。认为有人者,又各有所指,或情人,或恋人,或爱人,或亡人,或诗人本人。于是,关于这首诗的热烈精彩,就都从这方面着力,也都从这方面出戏。
诗中有人,一个极曼妙的女子,为最早出现的说法,也是最有影响的说法。
李商隐有《锦瑟》诗,人莫晓其意,或谓是令狐楚家青衣名也。(刘攽《中山诗话》)
刘贡父云:“锦瑟,令狐绹家青衣。”亦莫能考。(张邦基《墨庄漫录》)
或云,锦瑟,令狐楚之妾。(计有功《唐诗纪事》)
适怨清和,昔令狐楚侍人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四曲也。(许《彦周诗话》)
当然,最早的说法,不一定是最具权威的说法。但刘贡父,即刘攽(1023~1089),北宋史学家,是最接近李商隐《锦瑟》写作年代的北宋文人。姑且说他的传闻很大程度是道听途说,但应该比他年代稍后的那些所浮想附会的说法,可信性要高。其次,刘攽参与过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编撰工作,应该有着历史学家治学的严谨。所以他在行文口气中,加了“或谓”两字,以示存疑。然而,他的“青衣说”,对这首诗,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锦瑟是青衣名,见唐人小说……宋人认作咏物,以适怨清和字面附会穿凿,遂令本意懵然。且至“此情可待成追忆”处,更说不通。学者试尽屏此等议论,只将题面作青衣,诗意作追忆,读之当自踊跃。(胡应麟《诗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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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诗自是闺情,不泥于锦瑟耳。屠长卿注云:义山尝通令狐楚之妾,名锦而善弹,故作以寄思。(周珽《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
再以李商隐为令狐楚的得意门生、亲信下属的双重身份而言,也为“青衣说”提供了重要佐证。据《旧唐书》本传:
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多次科举失败后)开成二年,(经令狐楚力荐)方登进士第。
算起来,他从十八岁,大和三年(829)起,投靠、追随、信奉这位恩师,直到二十六岁,开成二年(837),令狐楚病故,另谋高就止,近十年功夫,他是以首长秘书的身份生活在令狐楚的节度使府,备受呵护,几乎成为其家庭一员,这是可想而知的。
因此,风流蕴藉、满腹才情的诗人,与一个名叫锦瑟的漂亮侍女,耳鬓厮磨;或者,与一个善弹锦瑟的美丽乐伎,过从亲密;或者,与一位身份为令狐楚之妾,另有一说为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之妾的女子,有过不伦之恋的私昵,这些足够编成电视连续剧的爱情故事,曾经在令狐老爷或少爷府里发生过,是很容易推想而及的。
当然,这些很世俗也很庸俗的推想,会令正经人摇头不迭。但要求一个十八岁至二十六岁,时值青春期的李商隐,成为循规蹈矩的正人君子,也太道学先生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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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瑟无端五十弦(5)
何况在唐代,整个社会风气趋向浪漫,对男女情爱持开放态度,因此,文人风流,视作雅事,即或逾矩,也不至于出现《锦瑟》诗中那样严重的后果。所以,稍晚于刘攽的苏东坡(1036~1101),对《锦瑟》持相反看法:
山谷道人读《锦瑟》,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为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黄朝英《缃素杂记》)
然而,也有人提出质疑,不以为然:
此诗说者纷纷,谓锦瑟为贵人爱姬者,刘贡父也;谓为令狐楚之妾者,计敏夫也。自东坡谓咏锦瑟之声,则有“适怨清和”之解,说诗家多奉为指南。然以分配中两联,固自相合,如“无端五十弦柱”、“思华年”则又何解以处此?详玩“无端”二字,“锦瑟弦柱”当属借语,其大旨则取五十之义,“无端”者,犹言岁月忽已晚也,观下句自见。顾其意言所指,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王清臣、陆贻典《唐诗鼓吹笺注》)
一首绝妙好诗,是阅读不尽,也品味不完的,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每个读者所读出来的《锦瑟》,其实都是加上了自己感受的镜中之像,搀进了自己体味的水中之影,不但不会同于别人,甚至也不会同于上一次阅读时的自己。因为这首诗中,那缠绵悱恻的思绪,伤感怅惘的情调,典故隐喻的深奥,诗人生平的附会,为读者阅读时的二度创作,提供了太多的想象空间。
于是,许多不一定站得住脚,但未必不无道理的推论一一出现:或曰追思他的艳遇,或曰悼念他的亡妻,或曰他的人生总结,或曰他的创作回顾,或曰顾念唐室故国凋零、伤时感世,或曰羁旅他乡、久客思归、不胜懊悔等等。
我不禁想起法国作家福楼拜,他的名作《包法利夫人》出版后,获得很大轰动和赞誉,从此享誉法国文坛。有一次,他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曾经语出惊人的宣告,“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曾令人目瞪口呆。因为,那个肉欲的荡妇包法利与多病的老单身汉福楼拜,风马牛不相及,毫无共同之处。
但是,这位文学大师却道破了一个极其深刻的道理,不管作家笔下的描写对象,为天为地,为山为水,为人为物,为虚无缥缈的空,为柴米油盐的实,其实都是在写作家自己。因此,真正的文学作品,总是作家寄托其心灵的所在。不是文如其人,而是文中有其人。法国另一作家布封说,“风格即人”,是至理明言。
作品的不朽,也是作家心灵的不朽。
因此,清人王清臣、陆贻典所说的:“或忆少年之艳冶,而伤美人之迟暮;或感身世之阅历,而悼壮夫之腕晚,则未可以一辞定也。”倒有可能是理解这首天鹅之歌的一把钥匙。
也有论者引用李商隐一篇《上河东公启》的骈丽短文,用诗人的自白,为其艳情作品并无所指辩解。虽然,在他的诗中,欲言又止的浪漫之思,吞吞吐吐的情爱之怀,钗头粉钿的香脂之气,衣衫窸窣的肌肤之亲,使人忍不住浮想联翩。但是,李商隐向这位显然太正经的老爷子申诉:“至于南国妖姬,丛台妙妓,虽有涉于篇什,实不接于风流。兼之早岁,志在玄门,及到此都,更敦夙契,自安衰薄,微得端倪。”这段话的要点是什么呢?柳大人,我尽管写了一些芳菲悱恻的浮艳篇章,但诗只是诗,并无实指对象。
我是守身如玉的,他想让他的领导相信。
河东公,即柳仲郢,是他最后的顶头上司,当然也不是白痴。此时诗人四十岁,丧妻不久。这位上级特地物色了一位乐籍女子,为其续弦,显然考虑到他应该更能接受这类风尘中人。不知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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