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十年》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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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唱,我们不能不唱。唱什么?《敖包相会》,《芦笙恋歌》,《送我一束玫瑰花》。中国的老歌不够唱,苏联歌就乘虚而入。老龚在1968年闲了一年,谈了一年不成功的恋爱,追一个师长的女儿没追上,最后人家当兵去了。苦恋的副产品是,老龚学会了《外国名歌200首》里的150多首。我很替老龚抱不平。那女生心肠太硬,150多首歌儿都没感化得了,走了也好。
所谓《外国名歌200首》,是一本歌曲集,文革前的小资读物,相当于今日《上海的风花雪月》。说是外国名歌,其实以苏联歌为主,另有几首东欧和拉美的。60年代初出版,在当时就有一点儿异端的味道,文革后当然遭禁。1968年,除了工人农民,全社会都很清闲,在地下状态中,这本小册子就很流行。到了集体户,山高皇帝远,放声唱苏联歌没有工宣队的狗鼻子来嗅了,苏联歌就成了知青的日常歌曲。
老龚嗓子好,是美声的那路,用脑腔共鸣,发的是丹田之气。小迷糊是京剧爱好者,下乡还带了把京胡,这时就用京胡伴奏清唱。每晚只要不开会,我们这里就开唱,一首首的跟老龚学。《卡秋莎》、《山楂树》、《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些经典,一学就会。
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人家苏联,是个很小资的国家,什么东西一弄,就很有味儿。你瞧,山楂树下,两男追一女,多美。我们集体户隔壁也有果树,一问老乡,叫“臭李子树”,就这,还能有什么情调?
我们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墙,草屋顶,棚顶和四壁用报纸糊了,就算有点儿现代气息。我看过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们的老祖宗就住这样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时代的房子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觉很奇异。
我们那时候年轻,相信进化论,相信明天会更好。总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边还会有个冬妮亚式的姑娘陪着。30多年过去,这梦想才破灭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里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搂在怀里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万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们是愁啊。四个女生,连其中的恐龙都不理我们。青春期,我们的冬妮亚在哪儿呢?环境这么恶劣,少壮农民个个有要包二奶的架势。我们自己的女生,我们既征服不了,也保护不了,这叫什么事儿?要不是文革,女生怎么会变成这样,真是——他妈了个腿儿的!
乡下的生活,渐渐无趣起来。刚来东甸子住在李裁缝家时,我们还有顽心,感觉上像是来这儿野游,三五天就能回去。时间一长,知道这只是幻觉,回城还不知猴年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没有窈窕淑女好逑,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
我那时比同伴们多一点儿幸运。1968夏季的时候,百无聊赖,老龚曾怂踊我们几个“战友”,撬开校图书馆的窗户,做过两回窃书贼。战果很不错,共窃得艾芜《南行记》、叶紫《丰收集》、瞿秋白《饿乡纪程》等若干好书,开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汉语写东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学的种子一发芽,心里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乱逛时,在桂林路的马路边上,看见一老头(可能没我现在老)在摆书摊。我那时两眼一抹黑,不知好赖,居然让我淘到了繁体字本《艾青诗选》、瞿秋白译《高尔基散文选》和一本卷了边儿的老《译文》。少壮派学者看到这儿,恐怕又该笑了——这算什么东西?告诉你,60年代初的《译文》杂志,可不一般,曾经登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插页上是肯特的铜版画。明白吗?覆巢之下,还真就有个把完卵。我把这些宝贝金蛋都带到乡下来了,没事儿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对这不感兴趣。他们属于与时俱进派,认为读书没用,如果读文学书,就更是脑子进水了。除了老龚翻了翻我的宝贝,虚夸了两句外,没人待见我。
他们有他们的精神寄托——谈女人。这个应该属于正常,青春期,小胡子蹭蹭地长,小棒棰也不大老实,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们那时,一是对女生怀有神圣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践这些大傻妞儿。
那时候的小年轻太苦,没有性教育,没有情色文化,憋得满脸都是小痘痘。贫下中农又一个劲儿的不领我们走正道。干活儿凑到一块儿,壮劳力专门讲黄段子。性爱不叫性爱,叫配种,人畜不分。这后遗症实在太严重了,我这一辈子,凡过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种。真他妈了……算了,不多说了,免得误导青年。
那时候我们户,四个女生。第一美女是关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龚有点儿希望外,别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脉脉,暂时待字闺中。于是小迷糊、李家轩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劲儿。其余的两个,郝丽珍和曹凤兰,白给也不要。
落花有意,轮到梁燕眉做饭,我们仨都抢着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领情,就当是革命友谊。日子一久,李家轩泄了气,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开始怀疑梁燕眉另有所爱。
一天晚上,我们几个跑到公路上瞎遛跶,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来时就有点儿晚了。从女生窗户底下过,见里面好像在铺被准备睡觉。大伙儿赶紧目不邪视,鱼贯而过。小迷糊殿后,抵抗不住诱惑,八成是多看了两眼。回到我们屋,只见他兴奋异常,手拍炕沿,直说:“好啊,过瘾啊。”
我们问:“怎么着?”
他压低声音,说出了石破天惊的一句话:“我看见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伙一惊,随即爆笑。李家轩说:“扯蛋,这怎么可能?”
老龚说:“色迷心窍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没看见我是犊子!梁燕眉在换衣服,一家伙就把汗衫全脱了。”
大伙儿听了,有点相信,老龚羡慕得直摸下巴。
李家轩却发现有点儿不对,抽抽鼻子说:“什么味儿?讷臭!”
低头一看,原来小迷糊刚才踩了一脚猪屎。大伙儿就起哄:“去去去,叫梁燕眉给你刷干净!”
这个晚上,男子汉们都有点睡不着。看书的,想事儿的,谁也不愿意关灯。小迷糊拿了一本《赤脚医生手册》乱翻,专挑“泌尿生殖系统”一章看,看了半天,啪地一摔书:“妈的,女的也长毛啊!”
老龚赶紧一伸手,拽了一下拉线开关,熄了灯:“人家怎么说你们?不要太肮脏啊!”
我们的青春,就是这样,像王朔说的,是一条河,淌着淌着就浑了。
11
古话说:“敝帚自珍”。还有一句是“腐鼠成滋味”。说的都是一个理儿,那就是:东西是自己的好。我年轻时的这些经历,坎坷而平淡无奇,在今天这个金碧耀眼的时代里,灰不突噜的,不值得翻腾出来。但我却割舍不了,越老,就越“时时勤拂拭”。因为,我心里总不甘呀,我们的命运,并不是我们自己选择的。我的好多同龄的弟兄们,现时就在街上蹬三轮儿。蹬三轮儿,固然是光荣的劳动,但是看到他们被交管撵得四处乱窜,我心里总是难受。我们在戴红领巾时,喜欢的是装半导体收音机,玩的是海军旗语,是想当工程师、当海军少校的料。儿时的理想,本不算虚无,因为那时城市里就极少有蹬三轮儿的了,再光荣,也轮不到我们去蹬啊!
命运在1966,摧枯拉朽。当我们还是初中一年级的花季时,大风就把一树的花儿都刮没了。
人们鼓动我们说,把你们乘坐的船凿了吧,船上有妖魔鬼怪,凿了,咱们来造新的。我们听话,七手八脚就凿了,还挺痛快。但想不到,我们毁掉的,正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本钱。风浪一过去,农民还是农民,工人还是工人,而我们学生却不再是学生了。唯一掉到冰海里喝苦水的,是我们。再想想过去那船,有什么不好?那样舒服的日子,我们还要闹,我们的确是吃饱了撑的。
在我们这一届里,数学天才多得是。老师的课根本不用听,初一的下学期,大伙就在自学初三的课程。像小迷糊、李家轩,虽然出身三马路的小胡同,但都是聪明绝顶,连最苛刻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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