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黑暗中呻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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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最讨厌女人介入政治，认为政治的肮脏会让水做的女人成为非人。“漂亮的手”一旦沾了“这一口”就无法再洗得干净。对女人而言，政治和爱情的宝剑其实都是双刃的，它在刺伤别人的同时也必会刺伤自己。像阿部定一样手中只有男人的“那话儿”，“那话儿”也终成为双刃剑样的东西，它的危险与刀是等同的，它会使人变成感官的奴隶，为感官而疯狂。
那么，漂亮的手不拿刀该拿什么呢？这个问题像哈姆雷特的“活着还是死去”一样难以回答。
我以为，她们什么都不应该拿。女人是感性的，她手中拿的不应是具体的刀或者“那话儿”，而应是一种看不见的温柔，如果说是刀的话，就是温柔一刀。即使是风尘女子，只要掌握了这温柔之刀，还有什么“别的东西”是她们不能战胜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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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蔑与尊重
中国的风月场中有句俗话，叫做“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讲的是在性的刺激中的一种心理状态。三种情境里，落脚点是最后，讲述的实际是一种审美规律，就是最大的诱惑是见到而得不到。妻妾和私下心想的都有了，独独没有提到嫖，可见嫖是一种肆无忌惮的纵情，没有顾虑又唾手可得，便不在“审美”的范畴。其实，不管是在现实生活里还是在假想中，男人生命里是有着三种女人的：妻子、情人和一夜风流的风尘女子。
张爱玲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塑造了一个患得患失的振保：“振保的生命里有两个女人，他说一个是他的白玫瑰，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圣洁的妻，一个是热烈的情妇—普通人向来是这样把节烈两个字分开来讲的。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成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粘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因了张爱玲的奇思妙想，也因了后来香港导演关锦鹏的电影演绎，“红玫瑰与白玫瑰”已成了经典的“对影成三人”的象征。其实，振保的生命里不仅是有两个女人，甚至他的第一次女人的经历都既不是“红玫瑰”也不是“白玫瑰”，而是巴黎的一个妓女。但他没有把那风尘女子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那是他临时解决饥渴的快餐。张爱玲深谙男人心理，她通过振保对不同类型女人的心态，表现了人性的简单和复杂。振保曾经拥有过巴黎的妓女、玫瑰、娇蕊、烟鹂等各种姿色的女人，他常情不自禁地犯错误，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和妓女比起来，“红玫瑰”与“白玫瑰”都是劳神又劳心，因此，当他厌倦了乏味的婚姻，就重新转向了那些街头的风尘女子，当然，风尘女子从不在他心中占有位置。关于女子的贵贱，振保心中有着明确的分野：正经女人（“红玫瑰”与“白玫瑰”）与不正经女人（妓女）是要区分对待的，不可以和正经女人恣意寻欢，却可以和不正经女人忘我纵情。人都顾着一份所谓的尊严，而那尊严只是做给正经女人看的。
风尘女子（妓女）因为和太多的男人有过肉体交合，似乎就失去了起码的人格，哪怕是嫖客也极为蔑视她们，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是她们的宿命，放之四海而皆准。不少电影表现了她们试图从一而终最后不能的悲惨命运。比如费里尼的《卡比莉亚之夜》，一个心地单纯、充满憧憬的年轻妓女努力想进入单纯的生活，但最后竟差点被那负心的嫖客推下悬崖，她只能在孤苦和凄惶中遁入无边的黑夜。
帕特里斯·勒孔特，是我十分关注的法国导演（他的《理发师的情人》、《圣皮埃尔的寡妇》和《火车上的男人》都是我喜爱的电影）。他在影片《浮色年华》（Rue　des　Plaisirs）中沉静地表达了对风尘女子尊严的呵护。影片通过几个在夜晚的街头等待接客的妓女之口来讲述故事，塑造了一个热爱妓女的独特人物—小路易。小路易是一个妓女的私生子，从小在妓院里长大，他以自己的温柔之心关爱着所有的妓女，他成了妓女们的专业美容师和保护者。在众多女人中，他最深爱的是一个叫马丽安的妓女。这种爱不是肉体的情色之爱，或不只是情色，而是接近于亲情之爱，像父女、兄妹之爱。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伤痛，他矢志不渝，直到马丽安找到了自己热恋的情人并被情人的敌手杀害，小路易始终忠贞地陪伴在她的身边。影片中表现少年的小路易成长为一个壮汉的转折颇为简洁出彩：少年的小路易正为一个妓女梳头，有人喊他，他转头去看墙上的穿衣镜，镜子里有个成年的男人也正朝他张望，那个张望的男人就是长大后的小路易。
我以为，《浮色年华》的名字颇具禅意，小路易对妓女们的爱已经博大到精深的地步，在这“浮色年华”的背后，是男人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人群落一往情深的爱，这种深爱也获得了众妓女们同样的回应。影片最后，几个街头妓女你一言我一语地讲完了小路易的故事，那崇敬与柔情就像宫女们在谈论皇帝。夜已深了，仍然没有客人来，她们转身结伴朝回家的路走去，落寞的身影消失在幽深的夜色里。
尊重妓女，其实也是尊重人类文明的一些基本规则。在影片《未被饶恕》的结尾，老牛仔伊斯特伍德骑马挎枪走过黑暗的小镇，他对着空旷的雨夜威胁说：如果再有人不尊重妓女，他会回来照旧杀无赦。伊斯特伍德的宣言里，闪烁着人人平等的光辉。当我写这些文字时，报纸报道了获得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奈保尔的一番惊世之言，奈保尔坦承，由于忙于工作，他无暇去追求更体面的情妇，他只有常常在妓女的怀中寻求慰藉。他说：“我无法去追求其他的女人，因为这耗费时间。如果你想引诱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婚姻在各方面都不如意，你就无法决定这样去追求，这需要很多天，很多星期的时间，这等于是放弃事业。”他说他最要感谢的是妓女，“因为在我最孤寂和需要的时候，她们给了我最无私的安慰”。
我赞赏奈保尔的真率，但他对待妓女仍只局限在肉体满足的简单行为中，也只是身交，而未至心交的境界。事实上，我更佩服的是那些最终与曾经的妓女白头偕老的人，比如蔡锷将军、潘玉良的丈夫等等，我想，他们才真正是超越了世俗，“脱离了低级趣味”。
自愿与被迫（1）
基斯洛夫斯基在他的“三色”之《蓝》中，出现了几句关于妓女职业的对话，女主角朱丽叶问她的邻居—一位从不穿内裤的年轻妓女，为何要操皮肉生涯，那妓女简洁而由衷地回答：“我喜欢。”
19世纪的不少小说中，写到妓女之所以操皮肉生涯多将矛头指向社会的不公、贫富悬殊，或者因被轻薄男子始乱终弃而报复某个男人或者所有男人。比如，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复活》里，将女主角沦落成妓女的直接诱因归结为遭受了贵族男子的强奸，认为是上流社会的无耻男人强奸或诱奸底层的女性才迫使她们去卖淫。后来，有学者发现这也是有失偏颇的成见，有不少妓女的从业起因是为了建立实用的社会关系，比如从下层阶级爬入上流社会等等。再后来，有学者进一步认为，无论动机如何，妓女大多是自愿从事的，而且往往把其当做一个比一般职业要轻松的职业。据德国人爱德华·博克斯编著的《欧洲风化史》中说，1920年调查欧洲的入狱的妓女，发现其中42％的人坚持说，当妓女完全是自己主动自愿的选择。
就像有千奇百怪的爱情一样，妓女的生活起因也是千奇百怪的，被迫只是其中的渊源之一。老辈人为了一种道德需求，更愿意相信那些妓女是水深火热的生活所迫。陈果的《榴莲飘飘》和《香港有个好莱坞》都是当代妓女题材的上乘之作。在陈果的影像里，不管是明是暗，那些风尘女子虽有弱势群体的无奈成分，但更多的是把这种行当视为一种简洁省力的生财之道。陈果的成功并不艰深，他只是实事求是地表现了这一群体的生存状态。
对妓女生活的好奇甚至渴望尝试，是不少电影喜欢表现的主题。最典型也是影响最大的要属西班牙大导演布努埃尔执导的《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