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忧郁》第17章

不知道护士长的底细，所以也不知道她这样的女人会被什么样的男人来改变。
以前护士长是个小鸟依人似的女人，自从他的丈夫有了外遇以后，她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过，听说她丈夫跟他的情人闹翻了，最近又搬回到护士长这里来了，迢迢说。
她丈夫要回来，她就无条件地接纳他？我知道世上所有女人的脸上都戴着面具，但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去把它摘下来，除非她心甘情愿地让你摘……我说。
算了，我们不谈护士长了好不好？我想跟你谈谈我自己，迢迢长吁了一口气，好像很疲倦了似的，也许是她的心灵太疲倦了，疲倦得仿佛她不但把自己的人生度过了，而且顺便也代替好几个人度过了他们的人生。她怎么可能不累？
我点燃了一支烟，却不吸，让袅袅的白烟静静散开——每当我在洗耳恭听谁的指教的时候，我都这样。
我已经搬到爱我的那个男孩家里去住了，因为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不跟我在一起，我就觉得孤独，我想让爱我的那个男孩替我分担这种孤独，迢迢的脖子上的血管不住地蠕动，好像谁在使劲地拧她的神经，叫她疼痛难忍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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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爱你的男孩对你好吗？我问她。
好，太好了，可是不知为什么，他越对我好，我就越烦他，只要我爱的那个人一给我打电话或发短信，我就不顾一切地跑出去，跟他呆上一阵子或呆上一个晚上，迢迢的双颊上透出了红晕，不知道是因为是对爱着她的人的歉疚，还是对她爱着的人的向往。
爱你的那个男孩会不会对你这样的做法很愤怒？我问。
她说：会的，只是他不敢说，只要我不痛快，总威胁他说，我要离开他，她常常含着泪对我说，你是我最爱读的一本书，可是我读不了，因为你把书页用饭米粒粘住了……
你是不是太冷酷了一点？我眯缝着眼睛盯着别处，不瞧她，仿佛她是夏日里的炎炎赤日，太晃眼。
是，有时候我自己也这么谴责自己，他爱我，他不但用他的心，也用他的身体，再不会有谁像他那样的来爱我了，这些我很清楚，我曾强迫我去给那个爱我的男孩一些回报，可是做不来，你说怎么办？迢迢似乎也很苦恼，而且这种苦恼不是装出来的，她像是掉进了一个晦涩的陷阱里而无法自拔。
她拿我当救世主了，然而，我不是。
更可怕的是，她将一缕染成了棕色的头发绕在手指上，像一个化装成成人的小孩一样的扭捏着说，我昨天晚上对那个爱着我的人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
怎么了？
我说不出口，迢迢尴尬地说。那表情很像……很像一头无意间跑到了公路中央的小马驹，被迎面而来的汽车灯光吓得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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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就想念起翩翩来。那种想念其实就像一头小动物一样地隐藏在阴暗的角落里，鬼鬼祟祟地探头探脑，等西西一去南方去参加某个书商朋友的婚礼，小动物便撒欢似的跑出来，在我脑袋瓜里翻跟头。我情急火燎地拨了她的电话，铃声悠长得像一条两旁都是白桦树的大道，迟迟没人来接。
我只好挂断电话，我估计她是生气了，她生气的时候总是喜欢嚼口香糖。我觉得我对不起她，同时也觉得对不起西西，甚至包括堇子我也对不起。
我猜，她准是躺在她自己的虽然小却很雅致的闺房里的床头上，听歌，听西丝儿的歌，因为戴着耳机，所以听不到我打过去的电话铃声。
我又猜，她兴许会是背着双肩背在逛街，从一家小店出来，又走进另一家小店，手里举着香草冰激凌，在川流不息的人流中游来游去，而拉了拉练的手包里的电话响，她根本听不到。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她拿起电话来，看了看来电显示，轻蔑地哼了一声，便关机了，甚至于会愤然将我的电话号码像洗纸牌一样的洗掉……
整整一天，我什么都做不下去，像在地狱里迷路了的幽灵，无所适从，而脑子里也一直淅淅沥沥下着小雨，犹如一首冷冰冰的挽歌。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在想念的称盘上的，往往不是几根稻草，却常常是一摞砖。
我仿佛才刚刚知道，想念一个人是多么饱受折磨的一件事啊！我似乎听谁说过这话。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哦，我想起来了，说这话的是西西。对，就是她。
我和西西第一次约会是在一家叫“深山老林”的咖啡馆里，那里最棒的其实不是咖啡，而是熏鲑鱼。老板是个拉板胡的艺术家，除了“三八妇女节”义演外，她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从事艺术活动的机会了。西西始终嘴角含着微笑跟我说着不疼不痒的话，只有我把胳膊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她才像神经过敏的小鸟一样地哆嗦了一下，我能明显地感觉得出她身体的僵硬，直到拉板胡的艺术家给我们端来她亲自煮的咖啡，西西才技巧地摆脱开我的胳膊。借着桌上的蜡烛，我发现西西很有明丽动人的潜质，那种叫潜质的东西常常令我生命的深处洋溢着暖融融的感觉。而事实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只是到“深山老林”来喝咖啡，起初是每周一次，后来是每天一次——渐渐的，这成了我们的一种生活规律。
打破这规律是在我到长沙出差回来，因为太匆忙，出发前没有来得及通知她，十几天以后才返回，我跑到浴室草草地冲了一下，就钻进被窝，想把在旅程中失去的睡眠补回来，要知道，我一路上几乎都是站着的，因为我的级别不够，所以无权坐卧铺，坐了卧铺也没人给我报销，只能在硬座车厢挤，恰巧正赶上旅游旺季……这时候，有人敲门，我极不情愿地打开门，裹胁着一阵风似的一个人扑到了我的怀里，力量太大了，差一点叫我来一个倒栽葱，站稳了，我才看清，来人原来是西西。这么久，你做什么去了，西西哽咽地问我。我告诉她我出去催款去了。你为什么不事先跟我打个招呼，让人家替你担心，西西又说。我没回答，我的嘴正忙着，忙着找一个理想的地点着陆。我们倒在了床上，西西的身体很温暖，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个毛茸茸的加菲猫，只是，一切都来得太快，也太匆忙……等一觉醒来，我发现我的身上很多地方都紫了，是西西掐的。
翩翩的电话是在傍晚打过来的，她说她刚才在机场餐厅，忘带电话了，过一会儿还要往南昌飞行。她的声音颇似枯萎的灌木，一点感情色彩也不带。最后，她问了一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说　：我想你。
她说：少来。
我说：是真的。
我不信，她说，但是声调显然圆润多了。
放下电话很久，我的耳边还在回响着翩翩的声音：你要真想见我，那么就等到后天，不过不是在医院——
欢乐的舞蹈
我请教授和教授的助手吃饭是在星期天的傍晚。教授推辞了两次，第三次西西说，这是为感谢他，感谢他成功地帮助我克服了恐高症。教授笑了，说假若自己再不答应就影响医患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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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晚上，我们在一家叫“意识形态”的西餐馆吃了河虾色拉三明治。坐在靠窗的桌子，一边观察楼下过往的行人，一边喝我的第二杯爱尔兰咖啡，竟真有一种回归生活的感觉。这一切无疑都归功于教授，我真正开始被教授所折服，就是在此时此刻。他坐在我对面，夕照透过茶色玻璃映射到他的脸上，给他涂抹上了一层超群不凡的神秘感，他告诉我，下一步要给我治疗的是广场恐惧症，还告诉我，再下一步和再下一步的下一步，一切都条理分明。而穿着露着肩膀和后背的黑色长裙的他的助手始终一言不发，用景仰的目光注视着他，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教授能把具体的治疗方案告诉我们吗？西西说，显得有一点带实用主义色彩的迫不及待。
教授非常富有表情地说：有的症状是由我来诊治，而有的症状则只能由患者自己给自己治疗，至于哪些该由我来负责，哪些该由患者负责，我会及时跟病人沟通的，你就不要过于操心了。你说这样可以吗？他突然转过头来问我。
可以，完全可以，我说。自打我患病以来，太多的事情就都由西西全权处理，我早已从男人降级到名誉男人的位置上了，突然让我来拿主意，多少有点不大习惯。
教授的助手也温柔地拍了拍西西的手背说：就照教授说的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