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八七的小时代》第11章


,一顿轰轰烈烈、清纯浪漫的爱情故事就这么地拉开了序幕。必不可少的也加入了狐狸精、老处女班主任这类的反面角色。我不靠谱的特质又在一万字的关口显现出来了,在向笔友求助了高中的课表后,我发现自己依然无法杜撰出高中的生活,随即宣布放弃。
虽然两部作品都无果而终,但还是显露出我在创作上的天赋远远大于音乐,起码在当时我对写作的乐趣要远远大于拉琴。我可以写到天亮可以兴高采烈地与人分享创作成果,但拉琴总是一个人在郁闷的状态下进行的,还被人批评为有锯木头的潜质。而到了现在,当我写作的兴趣远不及淘宝的兴趣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又该转行了。
1999年大江南北人手一册的书是《学习的革命》,虽然我不知道广告里那个穿马甲的老头就是我们的电影前辈谢晋导演。但我还是被天花乱坠的“终身学习革命”给忽悠到了,在地坛书市上以顶礼膜拜的心态买了本盗版的《学习的革命》,然后在看不懂那个几轮学习法后,对自己的学习前景大失所望,专心致志地看言情小说去了。事实证明全国百万人民都被这书忽悠了,让那黄色的宝典带给我们的只有满头雾水。
1999年,当庄胜崇光开始买一百返二十的活动时,我觉得他们的老板一定脑残体了,可当买一百返一百的把戏搞了好几年后,我发现他们的老板把顾客都当成脑残体了。
1999年,农夫山泉以“有点甜”的广告诱惑了我们无数的少年儿童,但当我们喝了以后发现还是白开水的味道时,就把瓶盖当球踢了,但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母开始思索起来,究竟该给孩子喝纯净水呢还是矿泉水呢?
1999年,在央视的黄金时段DVD取代VCD的时候,我还生活在那间十二平米的小房子里,过着原始人的生活。
1999年,被我们亲切称为“面的”的黄面包出租车彻底退出了北京人的生活。我家旁边的老司机张叔那天起了个大早,把车擦了又擦,招呼着全院的男女老少开着车在胡同里兜了一圈又一圈,直到公司几番催促才恋恋不舍地交了钥匙。以后再也没有一公里一块钱,宽敞到能运送大彩电的出租车了,“大蝗虫”彻底被“救护车”给歼灭了。
1999年过去的时候,我又倍感忧伤地以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因为我到最后也没搞明白2000年和2001年那个才算是二十一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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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
无论怎样,我还是把2000年作为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以零开端还是以一开端的问题就像是先有鸡呢还是先有蛋,永远争论不出个结果。
我发誓在二十一世纪开始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少说话多办事。可实际上当我贯彻了一段时间少说话的方针后,就发现大事不妙了,我开始变得自闭了,每天也不怎么说话,就拿个本子写写这写写那,多是些谁辜负我,我的泪流成了海洋之类的矫情。
家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前七点半起床溜达着去上学,现在却要六点半起床换两趟公车,每天见证着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那时的公共汽车以红色的三节无轨电车和蓝色的两节有轨电车最为普遍,乘坐彩色的空调车是新生的小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表现。
而我也通过三年的公交车经验总结出了挤无轨电车通用法则,首先要从中门上车,那时还用纸质月票,随便从那门上都行。中门之所以比较空,是因为在车厢连接处有个大转盘,安置了四个座位,一般的老幼病残孕是瞧不上这块区域的,连民工都嫌抗大包站着不舒服。也就是些爱穿肥腿裤的哈韩族驼着个背靠在栏杆上,耳塞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韩国舞曲,还用头发遮住半边脸,一副见不得阳光的模样,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靠这些枯萎的花苗肯定完蛋。
过了段时间,我发现这些枯萎的花苗居然齐刷刷地登上了售票员的岗位,对来首都观光的乘客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整天“啪啪啪”地摁着自己的砖头手机,咨询个地名也是含含糊糊,不知所云,每天穿着工作服却幻想着那天被星探发现带去韩国成立演唱组。
其次上车得拿个小巧的背包,以备有座的时候抢不过大爷大妈大叔大婶们,可以扔包占座。虽然遭受到无数的白眼,但对于六点半起床的学生来讲,能舒服的一觉睡到学校比什么都重要。最后要对重点乘客严防死守,充分发挥少年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能动性,对每天固定站点下车的乘客留有印象,以后上车就站他们面前,严密地包围着他们,人家屁股一抬起来自己的屁股就坐下去,保证万无一失。
在此也感谢下公交集团几年来对我们学生的照顾,几年前我拿着三十块钱的通用学生月票在售票员面前晃悠时觉得特有面子,而现在我拿着打两折的学生IC卡在北京大街小巷游荡的时候,觉得社会主义真是好得很啊。
架不住班上一女孩每天跟我显摆网络生活的丰富多彩,也省得在网吧突然举手大喊“老师”,我以信息时代不甘人后的心态撺掇妈妈给买了台电脑。这台经过了我精挑细选反复比较的“低价格、高配置”的电脑唯一不能令人满意的是它是一杂牌,叫“建峰”牌电脑。我至今都保留着那个电脑在北京晚报上刊登的豆腐块广告,六千多的价格却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奔三处理器、十五寸屏幕,还附赠一套实用软件。我对电脑的热乎劲只能在周末释放出来,其他时间父母对于电脑是严查死守,生怕我玩多了就变成了堕落的坏孩子,可是这人要心甘情愿走向堕落,是任谁也阻挡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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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朋友家上过第一次网,进过第一次QQ聊天室开始,我就觉得网络是一个比现实丰富多的世界。那么多叫“樱花公主”、“龙行天下”、“老子比你帅”的怪胎凑在一起,每句开场白必定是:“喂,聊聊成嘛,你是男的女的啊,你是哪的啊?”现在网络交友的开场白就变成了:“你有照片么,发来瞅瞅。”白瞎了吧,我们又从精神层面的交流回归到了物质层面的交流。
有两个网名陪伴了我最初的上网生涯,而且肯定是我鉴定为独一无二的网名,最开始是叫做“小猪迪亚”,“小猪”代表我是个胖子,“迪亚”的中性化则是给人不男不女的感觉,可以和对方究竟我是男是女展开脑力激荡。怕别人当自己是小屁孩,还精心地改了QQ资料里的生日、工作,捏造了我是83年出生青春正好的虚拟背景,浩浩荡荡开始了自己的网虫生涯。
受《第一次亲密接触》的毒害,老觉得能在网上碰见自己的另一半,不是个白马王子也得是个青蛙王子,不曾想我运气不好遇到的全是癞蛤蟆。聊得投机点的交换了电话,人家张开闭口就是:“我震西单、扬东单,四九城没我搞不定的地方,以后谁敢欺负你就报我名字。”
2000年(2)
虽然年少的我们都喜欢过古惑仔似的男孩,但这些在虚拟世界里耀武扬威的孩子们充其量不过是个小马仔的角色,网络上给人人提供了个装大尾巴狼的机会。彪悍的姑娘装下柔弱小娇娃,怂头怂脑的小马仔装下带头大哥,叱诧风云的商界强人装下受欺负的小职员,端茶送水的服务生装下煤窑土大款,每个人在虚拟世界里都充分地发挥了自己潜在的表演欲望。
我还真在上网初期见过一个男网友,只可惜我们都是“见光死”。我穿了件新买的酒红色的SK衬衫,人家穿了件紧身的白色上衣,手里攥着部诺基亚3210,两个人约在王府井的麦当劳,我还叫了几个姐妹们在一旁观察。结果候了大半个小时两人都说没看见对方,兴高采烈地回家去了。回家在电话里交流了下,我嫌他张得磕碜,他嫌我不够漂亮,总之我们擦身而过都没敢认对方,最后约定以后可千万别联络了。可惜现在我成了每天可劲捯饬的作家,人家估计在公交车上继续“震西单,扬东单”去了吧。
第二个网名叫做“安妮娃娃”,当我用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独一无二,等当我抛弃这个名字的时候,全国成百上千的叫“安妮娃娃”的。一是证明我普及推广卓有成效,二是证明安妮宝贝的闺女实在太多了。
那时我刚看安妮宝贝,一篇一篇复制粘贴求着同学打印出来,越看越觉得我就是那个下身棉布裙子、光脚穿球鞋的“蓝”啊“绿”啊的。怎么也能找到个理平头、喷KENZO香水的“林”啊“辰”啊的,不上演个真实版的“告别薇安”都对不起我安妮娃娃的名字。结果这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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