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詝》第18章


设木筏、铁戗等拦河防御设施,手下的部队达到一万人,其中四千人驻在炮台上。可以说,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大沽口的防卫力量大大加强。从僧格林沁的奏折中,咸丰帝感到有了自信。到1859年4月,咸丰帝允英、法、美公使入京换约,并派了他的亲信怡亲王载垣到大沽见僧格林沁。载垣带来了咸丰帝的密谕:“如果夷人入口时不依规矩行事,可以悄悄击之,到时候只说是乡勇,不是官兵。” 此种掩耳盗铃的技巧,僧格林沁商酌再三,觉得难以执行。僧格林沁也有他的麻烦。几个月来,他在海河中层层设障,已使大沽口成为无法通航的口岸。若允英、法公使由水路从大沽前往天津,须得减撤已设的防卫设施。因此,僧格林沁便奏请咸丰帝,让各国公使转道大沽以北三十里的北塘,由陆路进京。
1859年6月18日,咸丰帝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告诉英、法公使勿入大沽,须走北塘。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咸丰帝的这一谕令似乎太晚了。就在此道谕旨发出的前一天,6月17日,英侵华海军司令何伯()已率先行舰队来到大沽口外,横妄地要求三天之内撤去口内的木筏铁戗。6月20日、21日,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英国公使命令何伯用武力清除大沽口内的水中障碍。6月23日,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国公使,告知在北塘登岸。6月24日,何伯发出最后通牒,要求通过大沽,当夜,英军舰船一部已闯入大沽口。大沽口的形势空前紧张起来。尽管中英、中法条约规定条约批准书在北京互换,也规定了互换的时间(期限一年,英国于6月26日到期,法国于6月27日到期),但没有规定进京换约的路线。就法理而言,英、法完全应当遵从清政府的要求避开军事禁区,正如它国舰队不能以换约为由硬从泰晤士河闯进伦敦一样。我们不知道英、法公使不愿走北塘,硬要从大沽口进京是否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恐怕清政府会以换约期限已过为由而制造麻烦。若是如此,那么他们肯定过虑了。因为咸丰帝头脑中根本没有国际条约的概念,更不会利用条约条款来自我保护。很可能在他头脑中印象最深的,是前一年桂良在天津议订条约时说的一句话: 此时英、佛(法)两国和约,万不可作为真凭实据,不过假此数纸,暂且退却海口兵船。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
正因为如此,尽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已经签字,咸丰帝也朱批“依议”二字,但他仍不甘罢休地让桂良在上海挽回公使驻京等项权益。他似乎不知道已经签字的国际条约是不能轻易改变的,似乎真的以为只要将桂良等人治罪,便可将条约当作“废纸”。
1859年6月25日,天气晴朗,英、法炮艇从清晨起就在大沽口内清除水中障碍,开辟通道。僧格林沁在炮台上命令偃旗息鼓,不得作任何声响,严密注视敌方的行动。这种安静的场面加上和煦的阳光,使英、法士兵们以为闯入了无人之境,昔日一再胜利的荣光更使他们从心底里看不起清军的防御能力。他们高兴地唱起歌来。到了下午两点,情况突变。据僧格林沁奏折,是英、法首先向其炮台开炮;又据英、法的报告,是清军首先向其炮艇开炮。辨清事情的真相在今天似乎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是英、法非法闯入军事禁区。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大沽清军在僧格林沁的统率下,斗志高昂,第一次齐射便击中英军旗舰,英海军司令何伯当即受伤。英、法军见炮战不能取胜,便调整兵力,登陆攻击,仍被清军挫败。美国军舰在一旁见英、法败势,在“血浓于水”的口号下投入战斗,仍未奏效。战至日暮,英、法军败退海上。此战,清军共击沉英、法炮艇3艘、重创3艘,毙伤侵略军484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在对外战争中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红旗捷报飞奔北京。咸丰帝打开黄匣,捧读僧格林沁的奏折,心中却是一片混乱。终于杀了杀这群可恨的“逆夷”威风,似乎帮他出了胸中的一股恶气,使他感到痛快了许多。可是转念一想,若是英、法不肯罢休,岂不是又要在家门口打仗。从来驾驭西“夷”的方法,终究要归于羁縻,大清朝武威再扬,也不能天天打仗。更何况多事之秋应以和夷为上策。想到此处,他似乎看到了某种不祥。仗虽然胜了,但条约仍应互换,此不正是恩威并举一张一弛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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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公使驻京问题(8)
于是,他多次下旨,让直隶总督恒福劝说英、法、美公使进京换约,甚至让美国公使代为向英方说合。英、法公使对此毫不理睬,率领舰队南下上海,准备调兵再战。这一次战争看来让美国人得利了。本来《中美天津条约》根本就没有进京换约的规定,美国公使跟着英、法一起行动,是打算援引最惠国条款。当恒福询问美方是否愿意从北塘进京换约时,美国公使华若翰()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立即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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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帝丝毫没有觉察到若英、法公使不进京美国公使根本无权要求进京;他需要一个榜样、一个范例,说明外“夷”顺昌逆亡的道理。他希望美国公使的举动会使英、法公使回心转意,早早换约,了结一年前就已结束的衅端。英、法公使走了。美国公使进京了。既然进京,一切都按照“天朝”的规格从优宽待。不准坐轿,但代为安排了骡车;不愿行跪拜礼,便由大学士桂良接受了国书。
从7月20日至8月18日,华若翰受到了严密监视下的热情款待,其中在北京待了十七天。但换约仪式并没有在北京举行,而是在华若翰即将南下前在北塘举行。咸丰帝也有自己的打算,美夷的目的在于换约,若早早地将换约仪式举行了,到时候赖在北京不肯南下又怎么办?大沽口的胜利,使咸丰帝对清朝的军事实力产生了不切实际的估计;英、法公使不作任何抗辩便南下,更使他误以为对手的心虚。1859年8月1日,他谕令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何桂清宣布中英、中法《天津条约》“作为罢论”,英、法若“自悔求和”,只能按照《中美天津条约》另订新约,而且只能在上海互换!很可能咸丰帝此时对以往只是草草阅过的条约仔细地进行了研究,他发现《中美天津条约》只不过多开放了两个口岸(台南、潮州),没有开放长江,没有内地游历,没有赔款,更没有公使驻京。咸丰帝感到自豪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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