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单身女人》第5章

在更权威的报刊也会看到有关心灵伴侣的报道：卡瑟·鲍丽特在《纽约人》（2002年7月22日）中写道：“我没有意识到和我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的心灵伴侣，天生和我般配的人，却是个十足的玩弄女性的高手。”《纽约时报》的一篇书评《寻找心灵伴侣：必须像德里罗一样》讲到，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本传记里，70年代的一个激进女权主义者米迟丽·###写到她的“丈夫对吉恩有好感，而吉恩是我生命的挚爱，我的心灵伴侣”。
单身女性的含义
社会学家主要研究流行的理想的心灵伴侣的观念对婚姻意味着什么，而我关心的是它怎样影响单身女性的。假定文化氛围强调找到心灵伴侣对于我们来说非常困难而且矛盾重重。女权主义第二次浪潮主张的理想主义和平等主义产生了当代的心灵伴侣的理想，从而补充了只有通过夫妻间的爱情才能使人生完整的看法。对于一些女性而言，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或至少拒绝定居时，寻找心灵伴侣的说法为她们目前的单身状况提供了心理支柱。但是这种理由也无助于憧憬未来，或为长期的单身生活提供依据。
既然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标准高，目标又不明确，它就为二十几岁的人保持单身或者对目前的同伙感情不是永久性地投入提供了借口。　男人27岁而女人25岁似乎符合这个时代结婚的平均年龄，而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结婚的年龄会更迟些。2000年夏天，萨莎·卡根，一个二十###岁的来自旧金山的作家写了一篇有关成为一个“单身怪人”的文章，这里她标榜自己和其他的“单身怪人”都是浪漫的女人，也就是说她们想寻找心灵伴侣，　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这些人宁愿单身也不愿为了结婚而委曲求全。
然而，对于二十###岁或三十多岁的不觉得自己怪异，或者不想孤独一生的单身女性来说，在心理上接受了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念头，难免会焦虑失望。记者佩吉·欧伦斯坦发现，有成就的年轻单身女性一想到到了中年还孑身一人就恐惧不已。欧伦斯坦写道：
在纽约出版社我遇到一些有抱负的年轻女性，我问她们，由于种种可能，如果到40岁还依然单身会怎么样，她们看起来都很恐惧。莱斯丽声音有点颤抖地说：“还没有这个选择。”特雷西说：“我不想考虑这个问题。”阿比用手指节敲击桌子，摇着头说：“老天保佑，老天保佑。”
那么，寻找心灵伴侣的理想对于参与我课题研究的大于35岁的单身女性有何影响呢？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采访的从未结婚的或者离异的女性中，虽然只有几个人谈到了心灵伴侣这个术语，但是她们中还是有一些人赞成类似于心灵伴侣的提法的。不管是未婚的还是离异的，这些人都在寻找内心深处的结合。她们想找到一个“人生伴侣”，一个真正在“心理上和情感上”相融的人。
举个例子说，参与我这个研究课题的两个单身女人，一个是拉丁美洲的，另一个是美籍非裔，她们在三十七八岁到四十五六岁这个过渡期间清楚地谈论过理想中的心灵伴侣问题。虽然你发现她们与白种人有区别，但是在我采访过的白种人与非白种人属于中产阶级的单身女性中，她们的故事主题却是惊人地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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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1）
我一下子被玛丽亚·喀都扎吸引住了：魅力十足，口齿清晰，是一个活泼的拉丁美洲人。在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她来到了采访组，上身穿着一件朴素的衬衫，下配短裙，脚穿凉鞋，自然地披着一头棕栗色头发。玛丽亚那年38岁，看起来还像一个女孩子。她谈话很投入，言语间不时地夹带着手势。
这个离异的单身母亲在波多黎各出生长大，她正在具体地谈她在找的未来伴侣：“我希望我会找到自己的心灵伴侣。他能明白在我想什么，并且能设身处地地与我同行，反过来我对他也一样。我没有失去希望，即使我还没遇到一个，我敢说：‘这个人很沉稳，他事业有成，能面对自己，很坦诚，不藏心眼。’”　我惊讶于玛丽亚清楚地表达理想中的心灵伴侣。我很快得知她在波多黎各和美国加入反文化运动有很多年了。
她18岁时是个素食主义者，信奉佛教，练习瑜伽。多年来她梦想着离开岛国，在一个更宽松的环境下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21岁的玛丽亚，带着节省下的钱，放弃了在波多黎各学院的学业，飞向佛罗里达，开始了旅游冒险生活。不久她在田纳西的一家社区农场落脚。这个农场有一千多人，玛丽亚搞些翻译工作，和学校里的孩子一起帮农场干些活。之后她离开农场到密歇根的姐妹群居村摘绿色苹果。玛丽亚回忆说：“那时真有意思，我们只摘苹果，吸吗啡，就是年轻。”
但是玛丽亚喜欢的生活方式没能消除伴随她成长的宗教信仰的影响。她25岁时嫁给了一个在社区认识的来自英国的男朋友，因为她想要个孩子。她解释说：“我是个信天主教的女孩，要结婚后才能怀孕。”尽管有冒险精神，她还是渴望过上一种她不曾有的传统的家庭生活。虽然她对男友约翰不算十分满意，但她知道他很可靠（不像她爸爸），并且她喜欢约翰的妈妈。玛丽亚和男朋友一起住在约翰的妈妈家，在那度过了八个月的时光。他妈妈得了癌症，他们帮她度过化疗期。
玛丽亚认为她的新婚丈夫是“那种忧郁的人”，可她相信自己能够“让他振奋起来”。有了孩子之后，他们第一次自己单住，她醒悟过来。“我们之间没有交流，”她说，“有很多事情我们都不谈论，也没有精神上的沟通。”这次婚姻只维持了三年，当他们的儿子伊桑两岁的时候，她离开了约翰。
20世纪80年代她离婚之后，玛丽亚又过起了嬉皮士的生活。有几年她住在瑜伽健身中心，之后又搬到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小镇。玛丽亚做过很多工作——房间清扫工、木匠、瑜伽教练、家庭健康助理以及学龄前老师。然而在她三十五六岁的时候　，有八个月的时间她接受了福利救济，这样她就能够在全日制的大学里就读了。
获得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和社会服务的硕士学位标志着玛丽亚远离了反文化运动，在这一运动中她总是表现出个人精神上的价值观。她从不谈起参与任何组织的政治活动，也从来不把自己当做一个女权主义者。然而在她28岁的时候，玛丽亚决定把她的姓改成她妈妈的姓。这表示了她对男人的愤怒，同时也强调了如她所说的“我只属于我自己”。再一次，她的选择暗示了个性化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价值观。
玛丽亚是否有能力定义自己、重新展示自己以及追求自己的目标取决于她抚养儿子时能否得到帮助。如她所预见的那样，事实证明约翰是一个好父亲。即使他和另一个女人一起住在东海岸之后，他还保持和儿子伊桑的联系。当玛丽亚想上学又要照顾孩子遇到麻烦的时候，约翰把九岁的伊桑接到东海岸和他住了一年。他很关心儿子在青春期遇到的一些棘手的问题。
1995年约翰（又单身了）接受玛丽亚的邀请搬进了她两居室的公寓楼，帮助抚养13岁的儿子。玛丽亚和约翰对伊桑说得很明白，他们不是重新回到一起，而是分别在与别人约会。尽管她全身心地照顾儿子，与前夫住在一起，有着一份要求严格的工作，还要兼顾研究生院的事务，玛丽亚还是渴望能够有个伴侣。但是她很清楚地表明那不是传统观念上的婚姻，现在她想要的是一个心灵伴侣。
玛丽亚·喀都扎：一个离异的单身母亲（2）
2002年我又遇到了玛丽亚，46岁的她还在单身。她在一家小的社会服务机构工作，我在办公室看到的这个女人，与年轻时候的她明显不同。我还能认出她的那张脸，苗条的体形，声调柔和。她热情地和我打招呼，但是她的风采变了，明显看出化了妆，头发理得很短很时尚。她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外套，佩戴着一条漂亮的丝巾，高跟鞋取代了凉鞋，看不出一点往日嬉皮士的迹象。
在采访之前，我发给玛丽亚一张手稿，上面记载着八年前她说过的话。看到它时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立刻谈起想找心灵伴侣的这件事情。现在她认为寻找理想的心灵伴侣的想法非常愚蠢，过于浪漫。“我已经不那样想了，”她说，“我认为婚姻需要两人性情接近，互相信任，彼此友爱，要有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