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坡坡屋出来的女人》第39章

，有钱大家赚。秦老板以前在蛇口跟鱼工贸合作过，在蛇口南山脚下的沿山路开发了一片标准厂房，并由此引来一批香港客商。这些客商把写字楼放在香港，把工厂建在蛇口，生产同样的产品，成本比在香港低许多。秦老板现在又把眼睛盯在了关外，认为在关外开工厂比蛇口更合算。关外的限制更少，人工费用更低，所以在关外建设工业区更有市场。秦老板的开价比牛德望原来预想的低了许多，如果按这个价成交，刨去银行“协议贷款”利息和平整土地的费用，牛德望基本上没有什么利润了。于是他就有点犹豫，想着不赚钱做什么生意呀？这时候项茹梅苦口婆心，建议他马上出手。基于“迷信”，想着项茹梅是自己的福星，牛德望照办了，谁知刚刚出手，房地产马上进一步回落。牛德望觉得是项茹梅帮着他又躲过一劫，于是就高高兴兴陪着项茹梅和欧阳渝丽回到重庆。
回到重庆之后，欧阳渝丽住到爷爷奶奶家，项茹梅和牛德望则住进重庆大酒店。虽然项茹梅的父母早已搬出了坡坡屋，住进了嘉陵新居，完全有能力安排他们的住宿，但是项茹梅和牛德望还是选择住大酒店。
住大酒店而不住自己父母的家似乎已经成了深圳有钱人回内地的习惯做法，这也是深圳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习惯有它的合理性。住酒店方便，随意，可以享受服务，便于接待朋友。如果是住父母那里，一方面不好意思让父母照顾自己，另一方面如果有朋友来探望，是探望他们还是探望父母大人？是带礼物还是空手？但是，这种好习惯这一次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方便，不但没有带来方便，反而还带来了麻烦。他们没有想到当时的重庆还执行旧的治安管理与处罚条例，住宿登记的时候还问他们是不是夫妻。他们愣了一下，说是夫妻，但是说的不是理直气壮。晚上查房，别的房间没查，直奔他们这个房间来。其实那天牛德望跟项茹梅还真没有睡在一个床上，但是就是这样，也被警察隔开询问。询问他们是做什么的，询问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询问他们知道不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好在他们当时还没有糊涂，回答还算基本一致，既然基本一致，就证明他们不是卖淫嫖娼，再加上牛德望声称自己是来重庆投资的，于是教育了一番，从轻发落。
虽然从轻发落了，但是这件事情给项茹梅心理上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把他们本来想极力掩盖和回避的事实一下子全部斗落出来，并且斗落得清清楚楚，能不恼火吗？恼火的后果是提前返回深圳。
回到深圳后，项茹梅把满腔的悲愤全部发泄到牛德望身上。发泄的方式不是歇斯底里，而是非常冷静地跟牛德望摊牌：要么跟老婆离婚，我们正式结婚，要么分手。并且项茹梅说到做到，马上就跟牛德望分开，碰都不让牛德望碰了。
牛德望哄了几天，没效果，也烦了，感觉到这样也确实是太委屈项茹梅了，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于是想着长疼不如短疼，再说总不能老是在“对不起”中生活一辈子呀。既对不起项茹梅，也对不起于爱琴，搞的身心憔悴，体力不支，算了，分手算了。
“怎么分？”项茹梅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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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你。”牛德望说。
“什么叫随便我？”项茹梅说，“我说公司给我一半的股份你同意吗？”
“别墅给你，”牛德望说，“另外再给你一百万。”
“一百万？”项茹梅说，“打发叫花子呢。”
“那你说多少？”牛德望问。
“感情上的账就不算了，”项茹梅说，“算也算不清楚，你就把这些年我给你节约和额外赚的钱给我吧。”
“那是多少？”牛德望问。
“多少你自己难道不知道？”项茹梅反问。
“那就再给你加一百万吧。”牛德望说。
“没门！”项茹梅火了，“这些年老娘帮你偷的税也不止这个数！”
牛德望听出项茹梅的话里面带有威胁的成分，他没想到项茹梅说出这样绝情的话，也很气愤，差点想找黑社会把她杀了。但项茹梅早有准备，项茹梅已经写了几份遗嘱分别放在几个朋友那里，而且遗嘱上都附上牛德望这些年违法乱纪的凭据，牛德望没办法，把柄捏在项茹梅手中呢。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以五百万现金和一套别墅的代价彻底分手。
与牛德望分手之后，项茹梅自然不能再在牛德望的公司里担任财务总监了。事实上，她是什么事情也没有做，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别墅里发呆了一个月，思前想后，非常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彻底体会到了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的滋味，最后，决定放下架子，主动找欧阳健重归于好。
第六章　彻底的失败（2）
决心是下了，但是做起来并不那么容易，主要是不好意思转弯，于是，借口商量女儿的事，约欧阳健见面。
既然是商量女儿的事，欧阳健当然不能拒绝，只好如期赴约。
见面的地点是咖啡厅，咖啡厅暧昧的灯光和舒缓的背景音乐总能与人的情感发生联系，最能引发旧梦重温。但是，无论是项茹梅如泣的叙述还是灯光音响的烘托，都没有能唤起欧阳健的旧梦。最后，连这样的约会欧阳健都不给予了。欧阳健说：有什么事你电话里说吧。
怎么能电话里面说呢？项茹梅其实就是想见见欧阳健，只要能见面，哪怕是什么话都不说，就是看看欧阳健坐在那里静静地喝咖啡，项茹梅都觉得心里舒服。但是，就是这样的机会欧阳健也不能给她了。欧阳健现在与林俐恩恩爱爱，形影不离，一点机会都不给项茹梅。欧阳健在电话里面明确地对项茹梅说：你可以不对我负责，但是我不能不对林俐负责。
项茹梅只好进一步放下架子，直接找倪和平和王思蜀，电话里面哭，当面哭，对她们说自己当时是一时糊涂，现在已经非常后悔，如果现在欧阳健能够再回到她的身边，哪怕要她放弃自己拥有的一切，哪怕当牛做马，她也愿意，并且反复强调，她现在对欧阳健的感情比当年在大巴山区还要强烈。
倪和平和王思蜀交换了看法，她们相信项茹梅说的是真话。
“也真是她，”倪和平说，“我做不出来。”
她差点就说“只有坡坡屋出来的人才能做的出来”，但是还是忍住了，怕伤及无辜。
“我也是。”王思蜀说。
尽管她们都相信项茹梅情感的真实性，甚至都有点感动，但是在“帮忙”的问题上，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们怎么了？”项茹梅哭着问，“不是说劝和不劝分吗？”
倪和平和王思蜀互相看看，然后又看看项茹梅。
“是劝和不劝分，”王思蜀说，“当初你跟欧阳健是夫妻，我们劝你不要离婚，现在欧阳健跟林俐是夫妻了，难道你让我们劝他们分开？”
“他们是夫妻？”项茹梅问。问的声音很大，特别是“他们”两个字，做了重音处理，听起来仿佛是指责王思蜀胡说八道。
王思蜀不敢再说了，她担心项茹梅脑子是不是出了问题，怎么连欧阳健跟林俐已经结婚，他们是合法的正式夫妻这个事情都不知道。
三个人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倪和平说：“我们都是中年人了，也都受过高等教育，每个人都有对自己行为负责任的能力。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自己酿的酒只能自己喝。”
倪和平说的非常平静，但是说的也非常坚定。她既不想伤害项茹梅，同时也想告诉项茹梅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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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和平本来还有话要说的，说如果谁都可以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这个世界不是乱套了？维持社会平衡的不光是法律和制度，更多地是依靠伦理和道德。但是她只是心里这么想了，而并没有真说出口，她觉得项茹梅自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项茹梅当然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她仍然不甘心，于是，打出了手中最后的一张牌，就是女儿牌。
项茹梅希望欧阳健看在女儿的分上，重新考虑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且威胁说：女儿是判给她的，凭她现在的经济实力，完全有可能把女儿带到国外，让欧阳健永远见不到欧阳渝丽，并且说到做到，马上就张罗着给女儿改名字。
这张牌果然威力巨大。项茹梅打出来之后，欧阳健就真的重新考虑了一番，但考虑的结果是仍然不能跟项茹梅重归于好。
“我是要对欧阳渝丽负责，”欧阳健对倪和平说，“但同时也要对林俐肚子里面的孩子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