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第33章

事实上，在逃避选择的同时，你一直在为自己制造一种正在作出选择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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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开始，你拒绝手术的理由是暗怀一种侥幸∶难道万分之一误诊的可能也没有吗？你对自己说∶既然上帝掷了一回骰子，把万分之一的厄运降于我，那么，现在让我也掷一回骰子，把万分之一的侥幸抓在手上。可惜的是，你抱着妞妞，跑了一家又一家医院，求了一位又一位专家，诊断无情地一致，你的希望迅即破灭了。
于是你又盼望奇迹。奇迹是苦难之子的梦幻，绝望者的希望。当科学无能为力时，人们只好相信奇迹。你对自己说：医学是落后的，生命是神秘的，所以奇迹是可能的。一个多月里，当你带着妞妞走遍大街小巷，到处寻访气功师和中医师时，你便仿佛觉得自己正在试探一种比手术更可取的方案，尽管成功的希望极小，但一旦成功，就会出现奇迹，妞妞不但能保住生命，而且能保住眼睛了。
随着妞妞病情恶化，你不再相信奇迹，可是你仍然带她寻访气功名师，并坚持给她服中药，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原来，尽管希望已经破灭，自欺的需要依然存在。哪怕治疗是无效的，你仍然需要维持一个正在治疗的假象。你不能什么事不做，坐等妞妞死。做着什么事，就不是坐等了吗？在感觉上似乎不完全是了。回过头看，其实你一开始就在这样自欺着了，只是这种自欺被希望掩盖着罢了。希望仅是自欺的浪漫形态，自欺还有其不浪漫的形态——习惯。当一个人不怀任何希望地延续着一个明知毫无意义的习惯时，他便如同强迫症患者一样，仍是在以自欺的方式逃避现实。如果说希望的自欺是逃向未来，那么，习惯的自欺就是逃向过去，试图躲藏在一个曾经含有希望的行为之中。
三
给妞妞动手术始终是我的一个时隐时显的念头，在妞妞八个月时一度试图付诸实现。
某杂志报导：上海癌症俱乐部里有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小时候患视网膜母细胞瘤，现双目失明，但仍健康活泼。
来自上海的电话：“我们去她家啦。她爸爸说，她三个月时就发现单眼病灶，立即摘除。十个月时，另一只眼又出现病灶，用放疗、中医等方法保守治疗，到三岁时近于失明，才又摘除。后来没有作任何治疗，至今安然无恙。小姑娘长得很漂亮，可活泼了，在家里走动自如，假眼可以乱真，看不出是盲人。她在读盲校，擅长朗诵，还在学英语，准备最近去美国上学。性格很开朗，她说，爸爸说她苦，有什么苦呀，她一点也不觉得……”
我大受鼓舞，得到消息后立即带妞妞去做CT扫描。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妞妞睡着了，小小的身躯摆在铺着白布的长长的检查台上，没有一丝生气，像一具小尸体。检查持续了二十分钟，我一直守在她身边。检查结果表明，右眼肿瘤已经侵蚀到球壁外侧。这意味着如果动手术，右眼必须做眶内容剜出术，妞妞将严重破相，而结果仍是凶多吉少。胡大夫沉吟良久，又一次规劝我们放弃手术。
走出医院，雨儿泣不成声：“我们总是后悔！早动手术就好了。这么可爱的小妞妞，今天上午我抱她，她贴我这么紧……”
可是，当我和她商量是否还动手术的问题时，她足够冷静：“我倾向不动，动了她还会死。”
第十一章无可选择（3）
若干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抱着妞妞在钢琴前坐下。我忽然想让她玩玩钢琴，看她有什么反应，便把着她的小手按琴键。她注意到琴声了，立刻自己用手敲打琴键。一开始，她敲打不力，琴未发声，我就配合她的动作按琴键，使她以为是她敲出声来的。她笑了，敲打得越来越有力，真敲出了声。她兴奋极了，一会儿敲打琴键，一会儿异常急切地抚摸键盘，直向上抚摸到打开的琴盖，不停地大笑，还常常抬起头来看灯，仿佛在寻找声音的来源。
我也极为兴奋，立刻把雨儿叫来。雨儿见状，脱口说道：“明天就去联系住院！”
在此之前，尽管CT扫描显示肿瘤已向眼外侵润，我仍不肯死心，已经悄悄开好了住院证。所以，第二天很顺利就带妞妞住进了医院。
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妞妞乍接触钢琴就表现出了不寻常的兴趣，我们不妨假定这是音乐天赋的一个征兆。你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犹豫了整整八个月，一发现这个征兆，就立即结束犹豫，岂不证明你事实上是把才能的价值置于生命的价值之上？如果一开始就有人担保她将是一个音乐天才，你是否会不失时机地挽救她的生命？
我当然懂得，才能仅是生命的一种可能性，唯有在生命的过程中才可得以展开。可是我还是这样做了，我说不清楚……而且我仍然在犹豫……
我仍然在犹豫。小小的病房里四张床，母女俩挤在一张小床上。妞妞睡着了，小身子可怜地蜷屈着。我心中暗下赌注：鉴于肿瘤已扩散，手术难度很大，成功与否取决于执刀医生的水平，那么只要请不到那位在眼外科领域负有盛名的眼科主任执刀，就仍然不动手术。
我马上找到眼科主任，向她提出请求。她十分冷淡，责备我下决心太晚，贻误了手术时机，又说她不管病房，不能答应我的请求。
我决定打退堂鼓。和雨儿一说，她也有此意。我们在病房里静候事态发展。一会儿，来了两个年轻的女医生。未待我们开口，她们便你一言我一语地劝开了。
“都到眼外期了，还动什么手术呀，动了也活不到五年。”
“动了手术也是不死不活，你们有的是罪受，那时候想不要也不成了。”
她们说，没见过我们这样的，到这地步还不死心。有的家长来就诊，把孩子扔在门诊处，自己一走了之。有的家长把病孩送到乡下，花钱雇人照看和送终。她们劝我们也采取类似办法，以免受精神折磨。
我喃喃说：“我们要自己承受。”
既然她们力主放弃手术，我们正好顺水推舟，当天下午就叫出租车回家。断了动手术的念，心里反而平静了，并无悲剧感，倒有喜剧感。妞妞精神也很好，一路上笑声不断。
可是你的平静多么短暂呵，因为你无法摆脱那深入骨髓的悔恨。手术越是不可能，你就越是后悔没有及早手术。
是的，怀着这深深的悔恨，我给眼科主任写了一封信，请她最后一次认真考虑手术的可能性。她很快就回了信，信中说，她与眼科病理专家商量，结论是：“现在即使右眼做眶内容剜出的大手术，亦难避免转移而丧生，并不能延长生命，因此不主张手术。”几乎与此同时，我曾托朋友请教天津一位眼眶内肿瘤权威，答复也来了：“百分之百不能救活，无必要动手术。”
一失足成千古恨，你注定要遗恨终生。
接踵而来的一个消息在悔恨的天平上加了最后一个沉重的砝码。拖延了整整一年的遗传学检查结果终于揭晓了，在妞妞和我们身上均未发现基因异常。当初不敢下决心手术，不正是怕妞妞的病是遗传所致，因而后患无穷。不说了，不说了，一步步由不得我，一步步全是我自己走出。妞妞的生存权利被一系列偶然因素剥夺了，而使这些因素起作用的正是我自己。
妞妞死后，我在报纸上读到，上海那个十九岁的女孩已经顺利地赴美国留学。
公共汽车上，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男子站在车门口，微仰着脸，仿佛正在凝望远方。尽管他的眼窝深陷，但是鼻梁轮廓端正，嘴唇线条细腻，神态十分高雅。雨儿示意我看他，悄声赞道：“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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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车后，我说：“妞妞要是能长他这么大，一定也很美。”
雨儿忽然坚决地说：“不能让她长大！”她提起做放疗的那个穿粉红色长裙的姑娘，接着说∶“妞妞长大了会比这姑娘更惨，她是个瞎子，完全不能自理。现在她小，有我们的爱护，长大了不定怎么受欺负呢。”
在妞妞由生到死的整个过程中，雨儿所经历的苦难决不比我少，但她的思路是一以贯之的，并不像我陷于反复的犹豫和悔恨之中。
那么，悔恨是否一种源于性格弱点的情感，而这种弱点在男人身上更为常见？
我确实发现，在面临人生灾难和重大抉择的时刻，女人往往比男人理智。她们同样悲痛难当，但她们能够不让感情蒙蔽理智。这也许是因为，男人的理智是逻辑，与感情异质，容易在感情的冲击下溃散；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