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女性主义》第55章

去发现男性思维和感觉的深刻的神秘根源，认为这样会重塑男性的精神、情感和智力的健康肌体，使男性变得自信、强大，在情感方面既活跃又敏感。 倡导男性价值的《钢铁约翰》一书在30周的时段名列美国出版物排行榜首。这些男性举办大规模的读书活动，倡导男性与自然在一起，摆脱女性与文明，恢复他们的兄弟情谊，寻找男性的独特感觉，摆脱工业化和女性主义的压迫，在回归自然的活动中，男人们集体到森林里去击鼓、放歌，聆听诗歌和神话故事，接近狩猎祖先，宣泄男性想同另一男性建立深刻的精神联系的渴望。 对保守的男性运动的批评是：它不能面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现状，不愿意承认性别不平等的客观存在，其实质是希望保持男女两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
三、后女性主义（1）
在80年代末，西方媒体纷纷宣布了“女性主义之死”，以及“后女性主义时期的到来”。这一宣告并没有反映真正的现实，女性主义仍然在为争取男女平等做斗争。但是，后女性主义思潮的确开始在西方国家开始登台表演。 概括地说，后女性主义的思潮有三个关注点：一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是一种“受害者”哲学；二是认为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原本就不该政治化，是女性主义人为制造出来的；三是认为对于男女不平等问题不宜以对立态度提出，而应以寻求两性和谐的态度提出来。 后女性主义拒绝女性主义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认为，女性主义夸大了男女不平等的问题，把女性塑造成“受害者”，从而制造了一种“受害者”哲学。好象所有的男性都是压迫者，是强奸犯；所有的女性都是被压迫者，是强奸犯罪的受害者。 后女性主义认为，在男性与女性之间并没有任何利益上的真正冲突。女性只要愿意就可以为自己赋权。如果她们没有权力，那只能怪自己，虽然她们遇到了“玻璃天花板”的问题，但那不是不可克服的。女性只要通过一个自愿的行为就可以战胜性剥削，那就是赞美性的快乐，不要抱怨###的邪恶，其实###是很奇妙的东西。男人强奸、虐待、殴打女人都是女性主义的夸张。男性所赋有的性攻击性是一个值得赞美的生理事实。 80年代的“回潮”要求女性回归传统角色，要求母亲呆在家里，认为母亲出去工作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表现，并且认为许多家庭问题都是女性到社会上就业导致的。1996年格伦特（David　Gelernter）发表了《母亲为什么应当呆在家里》一文。虽然有很多有思想的人都认为所谓“奇妙女性运动”和“完美女性运动”十分可笑，但是仅在美国就有超过40万女性参加了此类的付费学习班，学习如何使自己具有性的吸引力，如何服从丈夫。参加此类活动的女性大多是在经济上依赖男人的女性和支持保守价值观的女性。 一位名叫斯克拉夫利（Phyllis　Schlafly）的人劝告女性抵制女性主义，说女性主义会把女人变成男人，他劝女性回归家庭角色，做男人的贤内助和持家者、家庭主妇。他说，女性主义是想给女性添麻烦，而不是帮助女性。男女不平等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女性主义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纯保守观点在家庭问题和性别问题上有着细微的区别，它认为传统的性别秩序毫无问题，是天然合理的秩序；而传统的家庭却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制度，是一种“压迫女人并摧毁了男人对女人的关爱、做女人的可爱伴侣的能力”的制度。它要求男性对传统家庭中的角色做出改变，要比传统男人多一些关爱，对女人更平等一些。 后女性主义中也存在着不同的立场、观点和不同的派别。自由派后女性主义致力于发现男女平衡的情况，认为男女双方本来是平等的，但被既存的性别观念所制约了。激进派后女性主义则把当代男性气质视为建立在有利于男性利益和特权的权力体系之上的男权制社会的副产品。她们认为，男性气质的特征是仇女和对女性的暴力，是对其他男性甚至是对其自身的仇视。（Nelson；　et　al。；　113） 就连女性主义运动的领袖人物也开始检讨女性主义运动的失误：“我们的失败在于，我们在有关家庭问题方面存在盲点。它表现在我们自己极端反对那种妻子、母亲角色，那种全身心地依靠男人、养育孩子、充当家庭女性的角色。这种角色曾经是并且仍然是许多女性获得权力、地位及身份的源泉，是她们实现自己的目标、自我价值并获得经济保障的源泉——尽管这种角色早已不再是那么安全了。”（弗里丹，2000年，第233页） 弗里丹甚至在90年代就说过，“我怀疑，到2000年时，菲利斯·　施拉弗莱或葛罗莉亚·斯坦尼姆、贝蒂·弗里丹之流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有关女性平等权利的争论将会成为令人怀旧的历史。”（弗里丹，2000年，第294页） 总之，后女性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主义的立场已经过时或过于夸大，男女不平等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女性主义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后女性主义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她的主要观点是反对把性别问题政治化，认为这些问题不属于政治范畴，而应当归属于亚里士多德理论中传统的家务范畴。简言之，阿伦特认为，“女性问题”根本不是适合于进入政治领域经由政治途径加以解决的问题。 阿伦特拒绝基于身份的政治，她的政治观念试图对抗的不仅是把政治空间划分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做法，还有一直十分盛行的把性和性别纳入二元对立的硬性的身份范畴的做法。她反对把政治设想为共通的社群身份，如性别、种族、民族或国籍的表述。在她看来，如果一个政治团体成立的基础是一个先验的、共有的和稳定的身份，它便有可能封闭政治空间，压制政治行动所要求的多元性和多义性，或者将其同质化。取消多元性或多义性的企图，必然导致“废除政治领域本身”以及“对所有他者的强行统治”，或者是“把真实的世界换成一个想象的世界，在这个想象的世界中，所有的他者根本就不存在。”（转引自王逢振，第176页）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三、后女性主义（2）
阿伦特把身体排斥在政治范畴之外，认为身体具有绝对的暴虐性和不可抵制性，以及自我的多重性。她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失败之处在于，穷人为其身体的需要所驱使，突然闯到现场。当人公开地为饥饿或贫穷的身体提出要求时，人类拥有的独立性和主动能力便被压抑下去了。 阿伦特对人的身体及其需求的评价极低，认为政治不应当建立在这样低级的需求之上。她说，至于我们是“什么”，既无趣也无味，心理和生理的自我无可称道。私人领域的自我就像我们的内脏器官，“毫无特异之处”。生理自我的特点在于：“如果这个内部自我显现出来，我们将是千人一面的。”（转引自王逢振，第165页）与单一、单义的身体不同，行动的自我是多重的，是自由的，有创造性的，起改造作用的，而且是不可模仿的。 阿伦特认为，斗争存在于私人自我和公共自我之间。私人自我逃避风险，留在家中；公共自我是在偶然性的公共领域里勇敢甚至是卤莽行事的行动者。日常生活的操劳的自然过程是可以预测的、重复性的和周期性的，加上家庭的专制，使人成了牺牲品。私人自我的一切皆被注定，不可能享受到与公共领域的行动联系在一起的自由。 阿伦特对女性主义政治主体保持沉默，对任何声称“女性的经验”或者“女性了解事物的方式”的单一性都非常警觉。她会批评任何一种女性主义政治，如果它的基础是对普遍女性范畴的追求或暗示，并且掩盖了（或禁止、惩罚或压抑）这一范畴本身内部的差异和多元性。（以上阿伦特观点均见王逢振，第156…177页） 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罗莎·卢森堡也持有与阿伦特类似的观点，她对女性解放运动非常反感。面对这些女性的平等要求，她可能很想回敬一句：差异万岁。她所追求的是：“拒绝会籍，面对某种平等时选择差异。”她抵制住“难以抗拒”的女性运动的诱惑，以一己之力面对挑战，并因此为自己赢得了一个独特的、非同质性的身份。（王逢振，第178…179页）除了拒绝在政治上使用女性这一身份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