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肉身》第35章

地喃喃叙事的空气不同的空气。卡夫卡在给父亲的信中说，每次订婚前，自己总是翻来覆去想好久。他肯定想到过，若与某个女人结为夫妻，是无法拒绝夜里睡在一起的。卡夫卡学过法律，他当然知道，拒绝与妻子睡在一起，做一男一女的俩人该做、只有一男一女的俩人才能做的事，妻子可以告到法院，让他吃官司。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刻，卡夫卡只想点着灯看书——当然最好有一个女人依偎在身边，而这个女人（如果是自己的妻子）想与自己做应该做的事，怎么办？ 小心翼翼的卡夫卡非常细致、审慎，他要在订婚前先问清楚，如果发生这类情形，菲莉斯是什么态度。 于是，就有了那封与菲莉斯讨论袁枚与其女友深夜夺灯的事的通信。如今只能看到卡夫卡留下的书信，菲莉斯的看法无从得知。不过，对我要讲的故事的主角来说，这已经够了。 为什么袁枚在深夜时分要与女友、而不是妻子呆在一起？卡夫卡对菲莉斯写道：袁枚非常明智，这关系到夺灯的权利（可见卡夫卡多有法律意识！）有多大。女友意味着，这个女人不是时时都守在袁枚身边，她与袁枚度过的一夜只是“偶然的一夜”，与袁枚夺灯——熄灯做一男一女俩人应该做的事，只是想赢一次。“由于她长得美丽而又只想赢一次”，袁枚与她夺灯就不是一件痛苦的事，反而是一次逗趣，有“足够的欢乐”。 如果是妻子，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妻子意味着时时都厮守在袁枚身边，夺灯的深夜“不是偶然的一夜，而是所有夜晚的一个例子，当然不仅仅是夜的例子，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例子，这种生活是一场围绕那盏灯的斗争”。女友与妻子的不同，不仅是伦理关系的不同，重要的是权利不同：在夫妻关系中，作为丈夫——卡夫卡清楚得很——自己孤独的权利是受限制的。袁枚与女友没有婚姻契约关系，俩人的相处好像社会学家涂尔干说的有机连带，是情意的相契，无需法律上的契约来拉扯——兴许这里还可能出现爱情。 没有契约，也就没有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爱情与权利和义务毫不相干，所以，女友根本没有（也不必有）夺灯的权利、袁枚也没有（也无需有）必须允许夺灯的义务。这样，与女友夺灯才可能是俩人之间的欢乐游戏。 至于妻子呢？就让卡夫卡害怕了：妻子有权利，卡夫卡有义务。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 一个妻子则永远有理，她所要求的不是一个胜利，而是她的存在，这不是那个俯在书本上的男人能够给予她的，即使他只是整天整夜装模作样地看着书，心里除了妻子外别的什么都不想，他爱她甚于一切，但恰恰是以他天生的无能爱着她；即使如此也仍然无济于事。 卡夫卡害怕结婚的原因已经很清楚了：他害怕妻子向他要求自己的存在，结婚就意味着他有义务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卡夫卡清楚，自己无力向她提供这种存在，否则，他自己的存在就被抹去了。卡夫卡也没有忘记对菲莉斯提到，孤独的“书呆子”的“住所是空空荡荡的，那里没有孩子”突然蹦蹦跳跳出来围住父亲。这无异于说，即便卡夫卡要同菲莉斯结婚，也不能生孩子。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卡夫卡为什么要同自己不喜欢的女人订婚？
这样一个“孤独的死人”为什么又非要结婚呢？ 因为他也想女人，渴望有一个女人在自己身边，渴望她的爱抚。这种渴望的强烈程度可以从卡夫卡致友人的一封信中看出来：“我如此急切地需要一个人，希望她来爱抚我。所以，我昨天和一个妓女在旅馆里相会了。”与菲莉斯保持暧昧关系时，卡夫卡曾给菲莉斯写信说：“要是我能让你在我身边这张小沙发上坐下，拥有你，看着你的眼睛，那该多好。” 既想孤独，又想有一个女人在身边，这就是卡夫卡的身体感觉的悖论。就在给菲莉斯写信说希望她能坐在自己身边的小沙发上的同时，卡夫卡却在日记中对自己写道：“我要不顾一切地得到孤寂，我只有我自己。” 如何解决这个悖论？ 卡夫卡与菲莉斯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写了几百封信，不外乎尝试不仅要菲莉斯明白，而且接受，卡夫卡想要她的时候，就希望她在身边，不想要的时候，就要限制她想要与他在一起的权利。 有的女人唯一的生命愿望就是要与自己喜欢的男人在一起，卡夫卡却有两个生命愿望：孤寂中的写作和与一个女人在一起，但这两个愿望不幸——卡夫卡觉得——是相互抵触的。大概很少有女人不认为，卡夫卡是一个过于自私的男人。不“自私”的含义，在一个女人那里指的是想着“我”、“毋忘我”，如卡夫卡说的“要求她的存在”——也许，菲莉斯真的在给卡夫卡的回信中说过他是个“自私”的男人。这差不多已经是一种道德上的归罪，对卡夫卡造成了心理压力。 本来，卡夫卡要在孤独中编织故事，只是要摆脱父亲的教育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如今他感到也必须编织故事来摆脱未婚妻带给他的“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　《诉讼》中的故事主角、银行高级职员K自觉到“我好像一直在找女人帮忙”，《城堡》中的故事主角、土地测量员K也如此。卡夫卡同菲莉斯保持长达两年的情人关系而且再次订婚，莫非是为了“找女人帮忙”？帮什么忙？这种自救行动为什么要把一个女人拉扯进来？为什么要“找女人帮忙 ”？ 无论如何，卡夫卡与菲莉斯两次订婚、两次解除婚约，他对菲莉斯的负罪感只有编织更多的故事来解脱。卡夫卡编织故事是一种道德上的补赎行为，不仅对一个男人（父亲），也为一个女人（未婚妻）。 昆德拉喜欢讲卡夫卡的事，从讲卡夫卡讲的故事讲到卡夫卡私人的事。可是，昆德拉竭力反对从道德方面来理解卡夫卡讲的故事，一口咬定卡夫卡讲的故事不带有道德的、宗教的凈化意图，只表明了一种人的生存处境。卡夫卡的日记和笔记证明，昆德拉搞错了。 卡夫卡亲自编定过一份打算发表的笔记，这份笔记的标题《对欠罪、受苦、希望和正道的观察》（Betrachtungen　über　Sünde，Leid，Hoffnung　und　den　wahren　Weg）虽然不是卡夫卡自己拟定的，就内容来看，倒恰如其分。　这些笔记是卡夫卡第二次解除与菲莉斯的婚约（1917年12月）前后（1917年秋至1918年初）在“八开笔记本”上写下的，它证明昆德拉的卡夫卡叙事纬语只得其叙事之事，未得其文，没有触摸到卡夫卡这个“孤独的死人”枯叶般的身体上湿润的生命经脉。 卡夫卡的个体心性与昆德拉完全不同，他有道德感，不是一个没有生活原则的油子，不把个人的生命之路看成“迷雾中的小道”，以道德“迷雾”取消正道与邪道的分别。可以肯定的倒是，卡夫卡的道德和宗教沉思不是为了给人类生活找出善的普遍原则，甚至不是为了别人过上有德性的生活，而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的道德困境。 卡夫卡的遗嘱执行人布洛德说过： 他决不认为自己的作品对于那些追求信仰、自然和心灵的完美健康的人们是有力的助手，因为他本人就在以极端认真的态度为自己追寻正确的道路，首先需要为他自己，而不是为别人提供忠告。 卡夫卡并不喜欢菲莉斯却与她订婚，然后又解除婚约，而且这事搞了两次。本来订婚是为了从“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中自救，没有料到反而额外增加了“虚弱、缺乏自信心、负罪感”。写作成了唯一的自救之道。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把不安和负罪感带入写作的，除了卡夫卡，还有基尔克果。 “孤独的死人”有伦理问题吗？ 也许，人越孤独，伦理问题就越多。 卡夫卡曾把自己比做秋天的一片枯叶，他的笔记中的文字像是枯叶上湿润的经脉。触摸一下这片枯叶上的湿润经脉，是否可能获悉卡夫卡如何摆脱因订婚又解除婚约而生的不安和负罪感？ 有些经脉已经过于干枯，我只能触摸那些仍然湿润的经脉。  
卡夫卡的罪与恶及其救与赎
1。　正道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它与其说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有正道，必有邪道。正道是相对于邪道而言的。正道与邪道的区分是道德和宗教沉思的起点，也是生命的一种张力状态——道德的生命像一根绷紧的绳索。卡夫卡从“正道”的思量开始自己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