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算》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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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那是中秋节前后的一天下午，我坐在阳台上看书，客厅里父亲和市里那位五段冠军棋手在下棋，一盘接一盘的，从中午一直杀到下午的很晚时候。期间，我不时听到他们开始又结束、结束又开始的简单对话，从不多的话中，我听出父亲又是在连赢。偶尔我进去给他们添水，看父亲的神情，总是坦坦然然的，呷着盖碗茶，吸着香烟，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而那位冠军棋手则是烟不吸、茶不喝，两只眼睛死死盯着棋盘，显现出一种不屈、一种挣扎、一种咬紧牙关的劲道，偶尔举手落子，举起的手常常悬在空中，好像手里捏的不是一枚棋子，而是一枚炸弹，投不投或投向何处都是慎之又慎且犹豫不定的。他的沉思是一目了然的，脸上的肌肉绷紧、发硬，似乎思索是一种肉体的使劲。相比之下，父亲似乎更有一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平静、泰然、悠闲，好像思绪的一半已从棋盘上飞开，飞出了房间。后来，我又听见他们在收子的声音，接着是冠军棋手在说：“我们再下一盘吧？”我听到，父亲回答的声音很断然，说：
“就这样吧，再下我就得让你子了，我是不下让子棋的。”父亲总是这样不客气地拒绝所有手下败将，这多少使人接受不了，何况是一位众星捧月的冠军棋手。冠军棋手走之前对我丢下一句话，说我父亲是个围棋天才，他会杀败所有对手的。
听见了吧，他说，我父亲会杀败所有对手的。然而，你想想看，在这个城市里，谁还能做父亲的对手？没有了！
一个也没有了！
呵，说起这些，我总觉得父亲是那么陌生、神秘、深奥。也许你要问，这是真的吗？我说是的，这是真的，全是真的。然而，我自己也忍不住要怀疑它的真实，因为它太离奇了。
第三天
……
下午都过去一半了，而我的三位同事还没来上班。他们也许不会来了。天在下雨，这是他们不来的理由。这个理由说得出口，也行得通，起码在我们这儿。然而，我想起父亲——对父亲来说，什么是他不上班的理由？在我的记忆中，我找不到父亲因为什么而一天不进红墙的日子，一天也没有。哪天我们要是说，爸爸，今天你请个假吧，妈妈需要你，或者家里有什么事，需要他一天或者半天留在家里。这时候父亲会收住已经迈出的脚步，站住默默地想一下。你虔诚地望着他，希望用目光争取把他留下来。但父亲总是不看你，他有意避开你的目光，看看手表或者天空，犹豫不决的，为走还是留为难着。每次你总以为这次父亲也许要留下来了，于是你上前去，接过他手中要戴还没戴上的通行证，准备去挂在衣帽钩上。就这时，父亲似乎突然有了决定，重新从你手中夺回通行证，坚决地对你说：
“不，我还是要去。”
总是这样的。
父亲要拒绝我们的理由总是简单，却十分有用，而我们要挽留他的理由虽然很多，却似乎没有一个有用的。就是母亲病得最严重，不久便要和他诀别的那几天，父亲也没有完整地陪过母亲一天。
我的母亲是病死的，你也许不知道，那是你来这里前一年①的事。母亲的病，现在想来其实很早就有了症状的。我记得是那年春节时候，母亲便开始偶尔地肚子疼。当时我们没有多想，母亲自己也没把它当回事，以为是一般的胃病，疼起来就喝一碗糖开水，吞两片镇静剂什么的。疼过后就忘了，照常去上班。听说母亲开始是在省机关工作的，嫁给父亲后才调到这单位，却不在总部，在另外一个处，有十几里路远，一天骑自行车来回两趟，接送我们上下学，给我们做饭洗衣，十几年如一日的。说真的，在我印象里我们这个家从来是母亲一个人支撑着的，父亲对家里的事情从来是不管不顾的。你知道，家属院区离红墙顶多就是四五里路，走路也就是半个钟头，但父亲总是很少回家来，一个月顶多回来一次，而且总是晚上回来第二天早上就走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父亲很久没回来的一个晚上，当时我们都在饭厅吃饭，母亲的耳朵像长了眼睛似的，父亲还在屋子外头几十米远呢，我们什么都没觉察到，母亲却灵敏地听见了，对我们说：你们爸爸回来了。说着放下碗筷，进了厨房，去准备迎接父亲了。我们以为是母亲想爸爸想多了，出现了什么幻觉，但等母亲端着洗脸水从厨房里出来时，果然听到了父亲走来的沉重的脚步声……
在家里，父亲总是默默无言，冷脸冷色的，既不像丈夫，也不像父亲。他从来不会坐下来和我们谈什么，他对我们说什么总是命令式的，言简意赅、不容置疑的。所以，家里只要有了父亲，空气就会紧张起来，我们变得蹑手蹑脚，低声下气的，惟恐冒犯了父亲。只要我们惹了父亲，让他动气了，发火了，母亲就会跟着训斥我们。在我们与父亲之间，母亲从来都站在父亲一边，你说怪不怪？我可以说，作为丈夫，父亲比世上所有男人都要幸福，都要得到的多。母亲的整个生命都是父亲的，就像父亲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红墙里一样，母亲则把她的一生都献给了父亲，献给了她的迷醉在红墙里的丈夫！
我一直没能对生活，对周围的一切做出逻辑的理解，你比方说母亲，她似乎天生是属于父亲的，然而母亲嫁给父亲既不是因为爱，也不是因为被爱，而仅仅是“革命的需要”。母亲说，以前父亲他们单位的人，找对象都是由组织出面找的，对方必须经过各种政治的、社会的、家庭的、现实的、历史的等等审查①。母亲嫁给父亲就是组织安排的，当时母亲才22岁，父亲却已经30多了。母亲还说，她结婚前仅仅和父亲见过一次面，而且还没说上两句话。我可以想像父亲当时会多么窘迫，他也许连抬头看一眼母亲也不敢。这是一个走出红墙就不知所措的男人，他不是来自生活、来自人间，而是来自蒸馏器、来自世外、来自隐秘的角落，你把他推出红墙，放在正常的生活里，放在阳光下，就如水里的鱼上了岸，会如何尴尬和狼狈，我们是可以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是，一个月后母亲便和父亲结婚了。母亲是相信组织的，比相信自己父母亲还要相信。听说当初我外婆是不同意母亲嫁给父亲的，但我外公同意。我外公是个老红军，自小是个孤儿，14岁参加革命，是党把他培养成人，受了教育，成了家，有了幸福的一生。他不但自己从心底里感谢党，还要求子女跟他一样，把党和组织看得比父母还亲。所以，母亲从小就特别信任组织，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地好，她相信；组织上说父亲怎么怎么了不起，她也相信。总之，父亲和母亲的婚姻，与其说是爱情的需要，倒不如说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可以说，嫁给父亲，母亲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我这样说母亲听见了是要生气的，那么好吧，我不说。
母亲的肚子疼，到了5月份（1982年）已经十分严重，常常疼得昏迷不醒，虚汗直冒的。那时阿兵正在外地上大学，我呢刚好在乡下搞锻炼，虽然不远，就在邻县，来回不足100公里，但是很少回家，一个月回来一趟，第二天就走，对母亲的病情缺乏了解。父亲就更不可能了解了，不要说母亲病倒他不知道，就是自己有病他也不知道，何况母亲还要对他隐瞒呢。你看看，母亲关心我们一辈子，可是她要我们关心的时候，我们全都失职了。而母亲自己，忙于顾念这个家，顾念我们三个，忙里忙外的，哪有时间关心自己？她的心中装我们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