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荣誉》第146章

但是蒋介石在接应李宗仁部队西撤的作战中，也有准备，当时蒋介石特别把手中唯一的一支德式装甲机械化200师，以及二七军桂永清部，都调到开封以东，交给第一兵团指挥官薛岳掌控蒋介石原本希望李宗仁能够动用充裕的兵力，由东向西，攻击日军包围圈的侧后方，而由薛岳指挥大军由西往东攻击，两军能够成功的会师。
可惜这个战略意图没有得到实现，另一个亮点就是装甲骑兵第一师的一次自由出击，当李宗仁允许装甲骑兵第一师回归第100集团军群建制后。
这支号称世界第一的装甲劲旅竟然把返回甘肃的道路选择到了日军第十三、第十八师团的双重防区内。
日本人集结了重兵准备给狂妄的中国人以颜色，当铁甲雄狮由远而近的排成菱形突击阵形的时候，日军士兵和官佐们发现自己的腿在不停的颤抖。
位于后方的炮群尚未开火，就遭到了中国炮兵毁灭性的打击！密集的坦克配属步兵集中在狭窄的区域内，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
至此以后，日军大本营开始认真检讨自己的战略乃至战术的过失。
正文　第九十三章　战争旁观者
随着战事向中国腹地曼延，我发觉自己对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而且日军绕开了空军战斗机的作战半径。
日本人不管轻易向我出手，频频派密使与我磋商，就连山西都让给了我！而我对于日本人的缓兵之计看的十分清楚。
但是仅凭我的部队，即使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是无法挽回战局的，对日战争，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尤其近几个月来，由于我的机械化部队消耗巨大，而且还是老蒋的家底！
蒋介石越来越多的限制部队的行动，怕部队遭到重大损失！而我则利用这有利时机，扩充部队，加紧新装备的实验和装备工作，狠抓部队训练，力争提供战斗力。
而且，我经过收到一些将领们的巨额贿赂，我也为他们提供了新式半自动步枪和弹药，大到坦克、火炮，小到手枪地雷，只要给钱，我几乎什么都卖。
就连小股投靠日军的治安军来买我也是照卖不误，日本情报机关果然中了圈套，竟然派出情报人员冒充买家！被我们识破后，军需处长告诉日军特工：“我们的枪支要50000支以上才能起运，小量的不卖！”
当日本人带着20吨纯金来到兰州准备提货的时候，被宪兵部队捕获枪毙了！
这是二年之内日本人主动送来的第二笔巨额金条了！20吨金条的代价是我在报纸上和日本人打了整整2个月的口水仗。
但是战局越来越不顺利了，六月六日，蒋介石为了即将开始的武汉战役，把我任命为战区总监，负责协调各部。
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六日，日军终于攻占了中国的地缘与战略的心脏武汉三镇。
此时日本的全国上下，对于日军能够攻克武汉，可以说是再次陷入举国同欢的境界，日本人民连续几天几夜地狂欢，来祝贺皇军无敌与中国落败，因为他们误以为，日军在攻克武汉之后，中国即将向大和民族完全的屈服。
但是日本人错了，中国没有因为武汉的陷落，而向日本屈膝，反而是日本陷入了中国战略空间的泥沼之中，从此日军必须要维持从东京到武汉两千多公里的补给线，而消耗掉日本有限的国防与经济资源。
中国从此在战略上取得了主动与优势的地位，虽然她的工业地带与对外联络信道都遭到切断或摧毁。
使得中国即将面对更为艰苦的生活，但是中国军民却决心以无比坚忍的力量，熔成钢铁的意志，来继续面对这场历史的大决战。中国人是决不屈服的。
日军在攻占徐州之后，已经面临一个严酷的事实，就是中国的战略空间太大，中国抗日作战的意志极强，中国虽遭到严重的战场挫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肯屈服，因此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指导原则，根本就失去了作用。
在这种情形之下，日本在国策上面临了非常重大的选择：一则以极大的决心，与中国进行谈和，以撤出在中国的日军，减少战争实力的消耗。
要不然么就要全面地动员，继续深入中国的内地，以攻占中国更多的领土、截断中国对外的交通补给线，以及摧毁中国所有的抵抗意志与作战力量。
但是在此关乎国家民族安危兴衰的选择时刻，日本却犯下了致命的重大决策错误，其政府既没有谋取“和平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心，又不能采取孤注一掷、全面击溃中国的作战动员。
日本政府在攻占南京之后，对于如何解决中国事变的问题，在军部与政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摩擦，最后日本国内，几乎要闹出兵变与政潮冲突。
日军于台儿庄作战受挫，更是擦枪走火地引爆了徐州会战，日政府根本无法控制军方的扩大作战行动。
前线日军主动扩大作战的行动，不但没有打垮蒋介石政府，反而推倒了日本近卫文磨的内阁。
最后在元老重臣与军方将帅出面斡旋之下，日本政府在一九三八年五月中旬进行改组，由宇垣一成出任外相、板垣征四郎出任陆相。
由于宇垣对于压抑军部扩张，有着极强手腕的记录（大正日皇时代，日本的裁军政策，就是出自宇垣），同时他与国民政府的首长，包括蒋介石、张群等人在内，都有彼此相识之交情，所以日本希望能够藉着宇垣入阁，而以谈判方式解决中国事变。
宇垣认为，中国不可能会在武力的攻击下，向日本屈服，因此中日两国不妨以和谈来代替作战，才能解决日本面临的战争泥沼危机。
宇垣是得到近卫首相内阁支持其和谈以解决战争的想法后，才答应出任外相的职务。因此他就职之后，立刻透过外交的渠道，与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张群接触，准备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和谈。
但是出任陆相的板垣，拥有中国战场作战的实际经验，又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少壮派首谋。
虽然他个人曾经支持石原莞尔的见解，不要在卢沟桥事变之后，与中国爆发全面的战争，但是此时他却充满着在中国作战不利的挫折感，同时反映着前线军方将校求胜与报仇的意志。
板垣刚由前线作战不利，事实上，到此时中日之间不但没有正式的宣战，也没有正式的断绝邦交，中国驻日本大使也还在东京任所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之后，中国驻日大使才回国。
因为历史记载，直到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中国才对日本绝交宣战！板垣刚由师团长，高升陆相的职务，可以说是相当的位高势孤。
所以他必须要讨好军方，以争取军部与前线高级将校的支持，因此必须让日军在中国战场，能够有更多作战建功的机会，就成为他的政策基调。
板垣出任陆相之后，立刻就与军方的主战派，结成一股新的扩大中国战争的军方力量，而将参谋本部中，传统是侧重防苏，并不希望日军深入中国作战的势力就被压制了下去。
因此，宇垣提倡以和谈方式化解中日战争危机的构想，很快就遭到日本军方主战派多数人的反对。
这些主战的日本军官们，在侵略中国的作战中，可以说是已经骑虎难下，也杀红了眼，因为他们一直相信，也一直的教导日本人民，中国没有真正抵抗的能力与意志，“皇军无敌”更是他们要继续维持下去的神话。
虽然，目前在中国战场所有的事实，已经在否定他们的看法，但是他们当中没有人敢面对现实。
更令人感到困惑的是，这些日军的主战派，竟然也没有完全孤注一掷的勇气，不敢不惜一切代价、全面动员日本所有的力量，在战场上彻底地击败中国。
反而想在扩大占领中国之后，进行“以战养战”的政略。在军方全力要求扩大战争的压力下，宇垣在和谈建议还没有付诸实施前，就被迫辞职了，日政府希望以和谈方式，结束中国事变的想法，也很快地随着消失了。
徐州会战结束之后，蒋介石随即于一九三八年六月五日发出华军保卫武汉的指令。自从国民政府从南京撤退之后，指挥华军作战的神经中枢。
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就是设在武汉，支持国防与军火工业生产的设备，也设在此地。
由外地输入，中国所急需的军火与民生物资，则是来从广东与新疆运送到武汉进行分配。武汉已经成为中国之战略与人心的抗日司令部。
不过当时蒋介石却只剩下极其有限的资源，来进行武汉会战。
因为中国的税收与工业精华地区，都已落在日军的手中，华军的精锐也在多场战争中，伤亡极大。
补充征募的新兵，不但人数不足，体能与素质更差，也缺乏任何的军事训练，只是老百姓而已（很大的比例仍是文盲）。
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