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林战争》第110章

为了给我的《越南战争求索》写一个结尾，我时刻注意从西贡传来的消息。
路透社记者科培尔的报道颇具特色，他写道：
“对越南人来说，这是最为激动的时刻，文进勇将军的部队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就进入了西贡——南越的首都。4月30日的上午11时，一辆越共的坦克隆隆响着，穿过茫然而又安静的人群，冲开了西贡总统府的半开半掩的大门，几个越共士兵跑上总统府的平台，升起了临时革命政府的黄星红旗！
“南越的最后一位总统杨文明将军，在向他的部队下了一道‘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后，自己也被逮捕了。杨文明是留在祖国的唯一的一位高级将军。在此之前，共和军的许多高级将领已经逃离出国。而他留下向越共投降，使西贡近似和平解放，从而避免了流血和毁灭。
“当革命政府的旗帜升上总统府的平台时，文进勇将军微笑着点上一支烟，他接通了给河内的电话，这时候，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河内喧嚣的锣鼓声，人群的欢呼声和礼花的爆响声。
“他舒了口气说：‘我们祖国分裂的痛苦终于结束了，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我们成了祖国真正的主人，自从1858年法国人的战舰第一次开进岘港至今117年以来，越南人彻底赶走了一切外国的军队，我们真正统一了，独立了！’
“5月1日这一天，是文进勇将军的诞辰，他驱车绕城一周，频频向兴高采烈鼓掌欢呼的人群招手，他走进西贡的总参谋部，那里还保留着司令部的绝密文件，也许是来不及焚毁，抑或是焚毁已经没有实际意义了。
“越共政治局决定，在5月7日这一天，举行正式的入城式，检阅胜利的大军，借以象征伟大时代的开始。5月7日，这是21年前取得奠边府胜利的日子，它将引起全世界的联想，越南人百年来进行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今天有了一个激动人心、鼓舞意志的结局。
“越南，这个亚洲小国，用自己的勇敢坚毅和牺牲精神，赢得了亚洲参孙的美名！……”
科培尔的“西贡通讯”应该借作我的《越南战争求索》的结尾，但在付梓之时，我在后记中又加了如下内容：
胡志明于1945年9月2日曾在河内巴亭广场上，宣读越南《独立宣言》，但他并没有亲眼看到越南的真正独立，他在1969年9月3日因心脏病逝世。在新的越南的地图上，已经找不到西贡的名字，胡志明市代替了它，他结束了一个时代，开创了一个时代。但是，以后的越南历史将由他的继承者们来写了。
越南的完全独立，是对越战最有说服力的总结，但在美国的当事者的认识上，却大相径庭：
威斯特莫兰将军在他的花园式的南卡罗来纳的家园里略带自我辩解地说：“许多美国人十分清楚，这场战争不是从军事上输掉的！”
前国务卿迪安·腊斯克不无遗憾地说：“人们可以说，美国应该更早地投入战争，肯尼迪总统应该立即投入10万部队。”
约翰逊的最后一位国防部长克拉克·克利福德则坚定地说：“美国不该卷入战争，因为我们的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以前我们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扩张，其实是越南的一场内战，多米诺骨牌理论是错误的！”
在结束我的《越南战争求索》时，我不得不写到一个人，那就是林登·约翰逊总统。他选择了越南战争，却没有看到这场战争的结局。他在1973年1月就抱恨去世了。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苦恼的总统：这位颇具雄心壮志而又生性固执、出言粗率的来自得克萨斯州农场的人，一上台，记者们就不喜欢他，把他描绘成一个乡巴佬，他的每一句粗话，每一个动作都被加以嘲讽，他倍感受辱和委屈，对新闻界既恨又怕，他苦恼透顶，以至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希斯不得不善意地宽慰他：“不必对那些靠笔杆子谋生的人耿耿于怀，他们爱说三道四就随他们去说，公民们并没有选举他们担任总统，选的是你，他们说话只能代表他们个人，而你说话却代表人民！”，
在我看来，约翰逊值得同情，似乎也不那么狭隘，他的传记作者多丽丝·基尔斯女士就披露过她和约翰逊第一次相遇的情景：那是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舞会上。这种舞会是为庆祝每年一度的研究员项目的，这一项目是专为总统内阁遴选年轻的学者以作特别助理而设的，那时的多丽丝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所择选的题目是对政府政策的研究，她写了一篇反战的论文，题目很带刺激性：《1968年怎样搬开约翰逊》！不打不相识，约翰逊特邀这位年轻的女士共跳华尔兹，他说：”到华盛顿来吧，如果我不能说服你们这些哈佛的年轻姑娘，我就一钱不值！”
多丽丝深信约翰逊的社会改革，也敬佩他要建设“伟大社会”的蓝图，他梦想作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改革家而永垂史册，并且让美国人民永远铭记他的伟大业绩。多丽丝那时不了解这位一心进行社会改革的实干家，为什么投进了越战的陷饼，而约翰逊却要向她解释投入越战的动机，把一肚子苦水倒给这位姑娘，借以取得她和美国人民的同情。
约翰逊认为自“己的倒霉就在于从文森豪威尔、肯尼迪那里接过了注定要失败却又非投入不可的使命。他本来也曾激烈地反对美国直接卷入越战的啊！他对多丽丝诉苦说：
“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一选择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陷入那场狗娘养的战争，那么我的‘伟大社会’就算完蛋了。可是，如果我不去理睬这场战争，如果让南越人输掉这场战争，那么，那些多变的公众，就会冲我而来，说我先丢掉了中国，又丢掉了越南！”
这就是说，他要保住自己的总统宝座，必须先保住南越，要保住南越必须投入战争，这并不是由于约翰逊的性格决定的，而是他的职位决定的！多丽丝终于承认了这一点，她在约翰逊的传记中写道：“约翰逊相信，如果他放手越南，公众将会说他是一个懦夫，保守党对他的攻击将猛烈到无法抵挡，他的‘伟大社会’的宏图必将成为泡影。直到他离任三年之后、寿终正寝之前，他仍然找不到别的选择。……”
多丽丝在后来她的《林登·约翰逊与美国梦》中，用同情、谅解和伤感的笔调写道：“他的决心已经死去了，精神垮掉了，他衣衫不整，睡眠很差，我们的谈话大多在清晨进行，我得早晨五时起床梳洗，一会儿他就到了，他坐上床去，把被单拉起来盖住自己，就像个生病的可怜的小孩子一样，向我讲述他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以及他想在总统任内完成的事情。……我总觉得，他一开始就陷入了一场悲剧，注定是一个悲哀的人。……”
约翰逊作为一个悲剧人物于1973年1月告别了人世，抱憾终生。当我用他的死来结束我的《越南战争求索》时有什么预设的寓意吗？没有，仅仅是信笔而至。可是，真的没有寓意吗？如果他一开始就全力投入越战而不是逐渐增兵，结果会怎么样？如果他一开始就决心从越战中拔腿，让西贡像今天这样早日陷落，结果又会怎样？历史自然不能假设，但前后左右思考一下是不会有害的吧？读者诸君，你们是怎么想的呢？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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