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第5章

后来我时常想，如果那天我去了上海博物馆，会不会看见鎏金塔前徘徊的徐先，会不会如同那本奇怪的《那多手记》中所写的，灵魂出窍，进入塔中。
那天我没能成行的原因，是一个该死的热线电话。当然，作为一个记者，这样用词很不妥当。我们报社有一条长设的热线电话本意是让市民大电话近来报告新闻线索，可大多数时候，打进电话的市民都是些邻里纷争的鸡毛小事。那天到真进了个新闻电话，说是一个消防龙头坏了，水喷泉一样壮观的喷个不休。
这样等级的出击任务，老记者是没森么兴趣的，当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刚刚签合同，在这段时间自然要任劳任怨，所以立刻就赶赴事发现场，而回到报社写完稿子，上海博物馆早就以经关门了。
而为了这样一个虽然奇怪，但全无头绪的故事，就打什么冒险的主意……还是算了吧。
第二天到报社的时候，小吴告书我，柜子的前主人叫赵跃，并给了我一个从人事部门那里得来的手机号。
“谢谢你，我整理了一下柜子，里面有些东西可能他还要用。”我找了个理由。
“要是我就全扔了，你想的还挺周全的。”
一个问题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现在就问的话，不是最好的时机。
赵跃？似乎有点印象，我实习的时候，可能打过照面，但他不会记得我吧。
我拨通了赵跃的手机。虽然觉得这件事未必和他有关，但还是确认一下为好。媒体之间人员流动很频繁，赵跃现在多半也是在哪家报社任职，不过我并没有搞清楚的打算，我想搞清楚的只有一样。
“喂，是赵跃么，我是晨星报记者那多。”
“噢，有什么事么？”一个略有些哑的嗓音。
“是这样，我刚进报社，分到你以前用的橱，我想问里面有什么你还想留着的东西么？”
“没有了把，随你处置。”赵跃似乎想了一下，回答我。
“不过里面好象有一篇小说，叫什么手记的，是你写的吧，也不要了么？”我很有技巧的问出问题，特意隐去手记前面的“那多”二字，否则如果对方不知情的话，岂非会觉得我这个问问题得人神经有些毛病。
“小说？”赵跃有些惊讶：“我从不写那玩意儿，大概是别人的。我离开晨星报有段时间了，可能别人用过，放进去的吧。”
和我想象的一样，我正要挂电话，赵跃问我：“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那多。”
“姓那的人不多啊，是多少的多？”
“是的。”
“恩…………晨星报还不错的，好好干吧。”从晨星报跳槽出去的前辈这样鼓励我。
赵跃走了以后就没人用过这个柜子，这点小吴已经对我说的横清楚。那么，这本神秘的有着我的名字的黑本子，以及里面的故事，是从何而来呢？
我拨了小吴的分机。刚才没问出来的问题，现在可以问了。
“小吴啊，我是那多。真是奇怪了，我刚才打电话给赵跃，结果他说几见礼品摆设不是他的。”
“咦……”
“你有没有给过别人钥匙？”
“没有，这些备用钥匙原来都放在一起锁着那，前天我刚拿出来帮你配的，别人怎么会有？到是赵跃走的时候挺急的，交代的比较草率，可能他把自己的钥匙给了哪个同事，别人有放不下的东西就放进这个柜子来。哎呀，你真是的，这些东西，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把。”小吴有些不耐烦了。
“好的，好的。”我也知道自己很烦，连声答应着，挂了电话。
查到这里，就有些无从下手的感觉了。我不可能再打电话给赵跃，问钥匙在不在他手上，这样显的热心过了头，我还不想把“一个叫那多的记者发现了一本不是自己写的那多手记”这件奇怪的事告诉别人。
可是我又不可能把报社的同事一个个的问过来“请问赵跃有没有把他柜子的钥匙交给你”。
所以，在检擦了一遍柜子的锁，确认没有被撬开过的痕迹后，我就把这件事暂且搁置了。柜子里的东西被我全都扔进了垃圾筒，那本“那多手记”也就静静的躺在我电脑台的抽屉里。
其实原本还有一条路走，就是著名考古学家徐先，《那多手记之失落的一夜》中的另一主角，但我既然已经打算不去理会这件事，就没必要在横生枝节。反正这件事也没有碍着我什么，我干吗非得追查下去，最后要么一无所获，要么弄的一身腥。就算如我的第一反应，这件事和我脱不了干系，那么就等着事情来找我的那一天吧。
事实上，我很快就吧这件事忘在了脑后。因为在不久之后，我遭遇了一宗非常恐怖的事件，经历过这件事的当事人们，许多都在这件事结束后出国或离开了原先的生活环境，尽管我是一个神经相当粗壮的人，但也有很长一段时间陷入在此事的阴影里。如果看过《那多手记之凶心人》的朋友，就一定可以了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恐怖。
而“凶心人”事件后，怪异的事件一宗接着一宗，似乎我一下子具备了能看破一切掩饰的火眼睛睛，相比较起来，我此前虽然也有一些经验，却可以称之为“小打小闹”，无论从事件的影响还是让常人难以接受的程度，都无法比拟。梁应物对我说：“你具有把特异事件凝聚在你身边的能力。”这个严肃的家伙他可是很少说这样笑话的。
有的时候，往往一件事刚刚结束没多久，我正喘息方定，还没来得及回味或向“同道”炫耀，竟又陷入另一宗当中。所以，实在是没有精力和时间来对这件事深究。
不过，受到《失落的一夜》的影响，我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记录下来，也把他称之为“那多手记”。这算是剽窃么？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方式很不错，以我经历之奇怪，有朝一日能出版的话，说不定能赚比我工资更多的钱也未可知。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这是一种舒解压力的极好方式。当一个事件在我笔下逐渐还原的时候，这个事件带给我的负面情绪也随风而去了，我就象在看一个别人的故事，安静地旁观着。
时间到了2002年。
四月底的上海，已经有些热了。我去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请柬是直接寄到报社总编办的，一个市政工程的招标会，对口的记者钱炯正好有个其他的会，时间上冲突，于是就由我去。
地方是在华亭宾馆二楼的一个会议厅。我到的时候距请柬上的开始时间已经过了一刻钟，但却正属有迟到习惯的记者们到场的高峰，记者签到的大红本子处站了好几个人，一个接一个签了名，接过主办方递来的礼品袋，新闻稿和不知什么礼品都塞在里面。
我签完名，接过礼品袋正要往会场里走，挨在我旁边刚接过笔要签名的记者，却有些意外的说：“那多？”
我回过头，却似乎并不认识他：“是的，你是…………”
他先龙飞凤舞的再红本子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再摸出名片递给我：“新闻晨报，赵跃。”
我楞了一下，然后才想起来。是他，那只柜子的前主人。
我笑了一下，还没想好该怎么说，他就问我：“现在晨星报该你跑市政条线了？”
“哦，不是，还是高一民在跑，他今天其他地方有个会分不了身，我临时代他，真是巧。”
边说我们边往里走，进了大厅，里面已经有人在发言了。
“等会儿结束的时候，我有些事找你。”赵跃略略压低了声音说。
我有些诧异，不过还是点了点头，找了个位子坐下来，翻看主办方附送的新闻稿和资料。而赵跃则和随他一起来的摄影记者混在了一起。
半个小时不到，我就有些坐不住了。所有的发言我手上都已经有了，台上讲话的人一点点的念，我早已经把材料翻了好几遍。似乎没什么值得挖掘的东西。耐着性子又听了一会儿，忽然一只手轻轻拍下了我的肩。
我转过头去，赵跃弯下腰问我：“你还要听多久？”
我会意的点了点头，起身和他一起离开。早前我就挑了个边缘的位置坐。所有的记者参加发布会都喜欢坐则样的位置，早退起来比较方便。
我见只是赵跃一个人，顺口问了一下他的摄影记者。
“照拍完早回去了，你待会还有什么事儿吗？”
“今天没别的采访了。”我说，心里猜测着他到底要和我说什么事。
我们走到宾馆的大堂，有一圈沙发空着，赵跃坐了下来，我坐在他的对面。
赵跃沉默着，似乎正在措词，我则等着他开口，毕竟我和他一点都不熟。气氛变的有些微妙。
“那多？”赵跃的语调上扬。那并不是习惯性的再对话前先叫一声别人的名字，而是在确定什么。
我眉毛一扬，转而笑了一下。
“对不起，我只是有些奇怪……”赵跃抿了抿嘴：“我想我还是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