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里的幸福饼》第14章

我整天望着手上的浮尘子钟，分针怎么可能倒转行走呢？
晚上，杨弘念从洛杉矶打电话回来给我。他从来不会在洛杉矶打电话给我，尤其工作的时候。按时打电话给女朋友，从来不是他的习惯。
“什么事？”我问他。
“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在家里。”
“我当然在家里。”
“那没事了。”
“你打电话来就是问这个问题？”我奇怪。
“我想听听你的声音。”他说。
自从文治来过之后，他就变得很古怪。
几天之后，他从洛杉矶回来，一踏进门口，就抱着我不肯放手，问我：
“你有没有挂念我？”
我该怎么回答他？我的确没有挂念他。
我吻了他一下，用一个差劲的吻来堵塞他的问题。
第四章：十分的酸和一分的甜（1）
“爱情有十分的酸，一分的甜，没有那十分的酸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怎见得那一分的甜有多甜？
原来，我们不过在追求那一分的甜。
我们吃那么多苦，只为尝一分的甜。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放弃文治，本来是为了杨弘念，可是我却抗拒他，好象在埋怨他使我无法选择我真正喜欢的人。我为自己所做的事惭愧，余下的日子，我努力对他好一点。
九一年三月，他生日那天，我耗尽所有的钱，买了一辆日本房车给他。早上，我请人把车泊在他门外，然后我装着没带门匙，按门铃引他出来。
“生日快乐！那是你的。”我指指那辆车。
“你为什么送这么贵重的礼物给我？”
他没有像我预期那样高兴。
“想你开心一下，喜欢吗？”我把车匙放在他手上。
“喜欢。”他淡淡的说。
“你不过去试试看？我们现在去兜风。”
“这个时候很塞车的，改天吧。”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份礼物？”
“不，我很喜欢。”他摸着我的脸说，“我明天要去洛杉矶。”
“不是下星期才去吗？”
“我想早一点去。”
“我明天去送你机好吗？”我用双手去揉他的头发、脸、眼睛、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他教我，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可是，我对他的感觉愈来愈微弱。
第二天中午，我送他到机场，他比平时多带了一箱行李。
“你这次为什么带那么多行李？”在机场巴士上，我问他。
他闭上眼睛，没有回答我。
我早已习惯他这样闹情绪。
到了机场禁区，正要入闸时，他忽然跟我说：
“那房子我已经退租了。这次去洛杉矶，我会逗留一段日子。”
“什么意思？”我愕然。
“那个报告新闻的，来找过你吧？”
我吓了一跳，他怎么知道的？
“平安夜那天我看着他走进你的房子，又从里面出来。我认得他，我不是说过我是他的影迷吗？”
“是的，他来过，那又怎样？他已经走了。”
“你时常穿著的那双羊毛袜，就是他送的，对不对？”
我没回答他。
“我猜中了。”他得意地说。
“你想说些什么？”
“自从他来过之后，你就不一样了。”
“我不会回香港的。”
“你的心却不在这里。买那么贵重的礼物给我，是因为内疚吧？”
我无言以对。
“你以为我需要你施舍吗？”他冷笑，“我才不稀罕你的内疚。”
他把车匙塞在我手上，说：“我曾经给你机会。那辆车，我一点也不喜欢，你自己留着吧。”
“我不会开车。”我倔强地说。
“我也不会开车。”
我愕住了。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我会开车？这么多年了，你连我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你只是要选一份你所能负担的、最昂贵的礼物来蒙骗你自己你很爱我。你骗不到我的，你忘了我是你师父吗？”
我惭愧得无地自容。
他用手揉我的眼睛，说：“你知道吗？你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它最漂亮之处是不会说谎。世上最无法掩饰的，是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的那种眼神。”
我难过地垂下眼睑。
“再见。”他撇下我，头也不回，走进禁区。
是的，我忘了，他是我师父，他总能够看穿我。
离开机场，我又变成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辆车，我卖了给卡拉的朋友。一个星期之后，即是九一年的四月，我从纽约回到香港。
良湄说好来接我机。从机场禁区走出来，两旁挤满了来接机的人，我看不到良湄。人群中，我看到一张熟悉的脸，是文治。
他上前，腼腆地说：“你好吗？”
“我们又见面了。”我唏嘘地说。
他替我拿行李，“良湄说她不能来。”
“我说好了暂时住在她家里。”
“我带你去——”
我们坐出租车，到了湾仔一幢大厦外面。
“她搬家了吗？”我奇怪。
文治笑着不说话，带我到十二楼一个单位门前。他掏出钥匙开门。
一进门口，我就看到两个约莫三呎多高的玻璃花瓶里装满了七彩的玻璃珠。
“你走了之后，我每天都买一些玻璃珠回来，到外地工作时，又买一些，就买了这许多。”他说，“希望有一天你能看到。”
我捡起一颗玻璃珠，放在灯光下，晶莹的玻璃珠里有一株锯齿状的小草。
“这是什么草？”我问文治。
“这是我在英国买回来的，里面藏着的是蓍草。”
“蓍草？”
“九月的欧洲，遍地野花，暮色苍茫中，人们爱在回家的路上俯身采摘几朵蓍草开出的白色小花，带回去藏在枕头底下。英国一首民谣说：
再见，漂亮的蓍草，
向你道三次再见，
但愿明天天亮前，
会跟我的恋人相见。
“有一个传说，对蓍草说三次再见，就能够重遇自己喜欢的人。”他微笑说，“我试过了，是真的灵验。”
“你来看看。”他带我到其中一个房间，我放在良湄家里的缝纫机和其它的东西，都在那里。
“这间房子是谁的？”我禁不住问他。
“是去年买的，希望你有一天能回来。”
“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我哽咽着问他。
“我并不知道你会回来，我以为你永远不会回来，你说分针倒转来行走，你才会回来。”
我拿出口袋里的浮尘子钟，用手调校，使分针倒转来行走。
“我是不是自欺欺人？”我问他。
“不。”他紧紧地抱着我，再一次，我贴着他的肩膊，重温那久违了的温暖。他的肩膊，好象开出了一朵小白花，只要向它道三次再见，我就能够跟恋人相见。
“你愿意住在这里吗？”他问我，“不要再四处飘泊。”
“你不是说希望我设计的衣服在十二个国家也能买得到吗？”
“在香港也可以做得到的。”
我用手去揉他的脸、头发、鼻子、嘴唇、耳朵和脖子。
“你干什么？”他笑着问我。
杨弘念说，要相信自己双手的感觉。我能够感觉到我爱的是这个人，我双手舍不得离开他那张脸。
他捉着我的手，问我：“你没事吧？”
“我喜欢这样抚摸你。”我说，“你的眼袋比以前厉害了。”
他苦笑。
“嫁给我好吗？”他抱着我说。
我摇头。
“为什么？”他失望地问我。
“这一切都不太真实，我需要一点时间来相信。”
也许，每个女人都希望生命中有一个杨弘念、一个徐文治。
一个是无法触摸的男人，一个脚踏实地。一个被你伤害，为你受苦，另一个让你伤心。一个只适宜作情人，另一个却可以长相厮守。一个是火，燃烧生命，一个是水，滋养生命。女人可以没有火，却不能没有水。
回来的第二天，我跟良湄见面。她改变了很多。一个人，首先改变的，往往是眼睛。她那双眼，从前很明澈，无忧无虑，今天，却多了一份悲伤。
“因为我有一个拒绝长大的男朋友。”她说。
“你跟那个律师怎么样？”
“分手了。”她黯然说。
“为什么？”
“他根本不爱我。”
“你爱他吗？”
她苦笑摇头：“情欲有尽时，大家不再需要对方，就很自然地完了。只有爱，没有尽头。”
“你还是爱熊弼的。”
她摇头：“我一定可以找到一个比他更好的。”
我失笑。
“你笑什么？”她问我。
“也许每个女人身边都无可奈何地放着一个熊弼。你不是对他没有感情，你不是没想过嫁给他，偏偏他又好象不是最好的，你不甘心，寻寻觅觅，要找一个比他好的，彷佛这样才像活过一场。时日渐远，回头再看，竟然还是只有他——”
“我不是说过他是我用惯了的枕头吗？用他来垫着我，总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