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全传》第670章

这天特地来送行，一则有倾心结交之意，再则亦有自高声价的作用，“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他之来送袁世凯，若能予人以这样的印象，便是绝大的收获。
严修一上了花车就表示，要送到保定，杨度自然追陪。袁世凯却大为不安，“两位厚爱，我自然感激。不过流言甚多，连我都被中伤了。”他很恳切地说：“两位请吧！”
“聚久别速，后会又不知在什么时候，趁此机会，多谈一谈！”
“别自有说，祸不足惧！”杨度接着严修的话说。
袁世凯知道他“别自有说”是由于梁启超在善耆面前很下了工夫，所以立宪派的中坚分子，不管是到京请愿，或者著书立说，都在暗中很得善耆的照应。所以他敢大言：“祸不足惧！”
然而自己不也是立宪派吗？襄赞其事，很出了些力，也发生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善耆受了康梁的影响，处处跟自己作对。同样是立宪派，何可有两种绝然不同的待遇？
袁世凯由这一点联想到大行皇帝的哀诏初颁时，康有为竟发通电，指他“弑君”，益觉不平。于是徐徐说道：“立宪的呼声，高唱入云，这是千秋万世的一件大事，我袁某人幸参末议，对历史是交代得过的。我之被祸，未尝不由改革官制，设宪政编查馆而来，不过清夜扪心，也有值得安慰的地方。张四先生跟我交谊不终，通国皆知，而自朝廷宣布立宪，他写信给我，说‘昔日之窥公，固不足尽公之量’。二十年不解的误会，一旦涣然，实在是我平生的快事！”
这是指张謇与他绝交二十年而复交一事，袁世凯得意之情，溢于词色，临歧话别，而有此豪情快语，自然使人高兴，杨度不由得从马褂插袋中，掏出一扁瓶的白兰地，以盖作杯，快浮一白。
“不过，如今谈立宪，亦犹如三十年前谈洋务，太时髦了！是故立宪派亦有真、有假。”袁世凯拍着杨度的手背说：“晢子是五大臣的幕后英雄，可称宪政的保姆，自然是立宪派。我看康梁就不见得了。”
“康梁师弟，似乎应有所区分。”严修说道：“如混为一谈，稍欠公道。”
“诚然，诚然！”袁世凯很快地说，然后转脸问道：“有个叫胡衍鸿的革命党，晢子，你熟不熟？”
“怎么不熟？他是广东人，一名汉民，字展堂。笔下很来得，我们在东京常有往还的。”
“好！”袁世凯略一踌躇又说：“我是开了缺的，不在其位，不妨谈谈，三年前有人拿了一份《民报》给我看，其中有一篇文章，我还记得题目叫做《记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中广东某君之演记》，这‘广东某君’据说就是胡衍鸿。其中记戊戌那年的内幕，颇得实情。”
这一说，严修跟杨度都大感兴趣，因为天下皆知，戊戌政变由袁世凯告密而起，如今由当事人亲口道来，自非道听途说可比，所以都凝神静听。
“这胡衍鸿，我很佩服他！他说康有为一变再变，自欺欺人，一点不错。康有为前后有‘五个退化’。”
所谓“五个退化”是胡衍鸿的批评：“康有为初时，说要创一个大教。他见中国用孔子教，几千年人心晦塞，民气奄弱，他说弟子之不肖，未必因为师傅之不良。孔子的教，非不大纯，现时中国却用不着，必得大加改良，兼取一切佛、老、耶、回诸教的精义，融造参合起来，做一新教。平心论之，康有为此时志气真是不可及的。”
“他自号‘长素’，争长素王，语虽狂妄，志气之高确不可及。”严修问：“‘退化’何说？”
照胡衍鸿的说法，康有为由监生中了举人，“打动凡心”，不做教主要做政治家，在志气上是退化了一级。不过他讲民主，也讲民族，说过“保中国不保大清”的话，亦未足为非。
及至由举人中了进士，去民远而去官近，大谈立宪，这立宪自然是君主立宪，无形中变成“保大清”，志气上又退了一级。
到得上书言事，“屡蒙召见”，康有为论调又一变，“竟反背前日的话，以为实在连议院也可以不必开，宪法也可以不定，有这般的好皇上，但求讲变法够了！”这样，志气上岂非又退一级？
戊戌改变后，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命他起兵勤王，结果变做保皇。”胡衍鸿的词锋很锐利，他说：“勤王、保皇本应该没有分别，然而解释起来却很可笑。勤王是要起兵保驾入清君侧，皇上既然岌岌可危，说着勤王就该马上去做，若是皇上没有危险，也不必去勤他。”
接着胡衍鸿又说：“保皇却不然，不必兴兵动众，只须集些钱财，不论何时何地，皇上没有危难，我也可以保他，皇上就有危难，我也是这样保他，皇上坐在北京，我坐在这里，天涯地角，两不相谋，也是一样保法。康有为变到这个主义，要算他目前归宿所在，却比起勤王时节，又是第五级退化了！”
谈到这里，袁世凯停了下来，啜口茶闲闲地问杨度：“晢子，你在东京见过‘康圣人’所奉的‘衣带诏’没有？”
“多少人想见都见不到。我不信有此一诏！”杨度答说：
“康门高弟，亦颇不以此举为然。”
“康门高弟”自是指梁启超。袁世凯不知道杨度所说的“此举”，包括康有为借“衣带诏”敛财在内，只以为杨度是替梁启超辩白，不以康有为自称奉有衣带诏为然。这一来，话就有点接不下去了。
到这时，宾主三人才觉得轮声震耳，不由得都转眼外望，风卷黄沙，昏蒙萧瑟，令人有一种郁闷难舒的感觉，不如不看。
于是不约而同地收拢了视线，仍旧由袁世凯接着杨度的话说：“康有为这‘五个退化’之中，变法一说，倒是无意中搔着了痒处，连张南皮在内，都忍不住动心。翁师傅器量狭一点，不过想致君于尧舜之忱的忠爱之心，是万无可疑的，大概他对康有为的论调，也觉得不失为救时的良策。不过，翁张两公，都是读通了书而不免天真的人，以为王安石的变法不错，错在用非其人，鉴往如今，康有为之言可用，康有为其人不可用！所以，说翁张两公曾荐过康有为，是康梁一党造作出来，自抬身价的活，其实是不会有的事。不过，既赏其言，不免要谈到其人，大行皇帝自然不会了解‘师傅’的苦心，贸然传旨召见康有为，翁师傅总不能说，康某心术不正，不宜召见。只好支吾其词，以致惹得大行皇帝对师傅有了意见。否则，以大行对翁师傅之亲密，当时只要出死力争一争，孝钦显皇后难道就不念两朝帝师的旧情？”
严修一面听，一面不断点头，听完说道：“宫保此论，精辟之至。说翁师傅曾举荐康有为，我亦不信。翁师傅很想有魄力，实无魄力，就算真的赏识康有为，亦没有胆量去荐他。”
“再说，”杨度接口：“翁师傅岂不知康有为有野心，就不忌他？”
“康有为如果得志。自然要爬到翁师傅头上。此人名心甚炽，利心亦不淡，只要看他用‘衣带诏’行骗就可知道。”袁世凯紧接着说：“不但衣带诏无其事，就是所谓‘两奉密诏’亦不尽不实，第一道朱谕是给四京卿的，与康有为无干。而且到底有没有这道朱谕，亦是疑问。”
谈到这里，是个叩问戊戌政变的好时机，杨度不肯错过机会，且趁势问道：“怎么，不是说谭复生去访官保时，曾经出示朱谕吗？”
“不是！”袁世凯想了一下说：“这一重公案，我受谤已久，不妨谈一谈当时的真相。”
据袁世凯说，戊戌年七月底，他奉召进京后，八月初一召见，即有上谕以侍郎候补，专责练兵。八月初三晚上，谭嗣同访袁世凯于海淀旅寓，要求他杀荣禄并派兵包围颐和园。出示的朱谕，乃是墨笔所书，大意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甚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不悦，饬杨锐等另议良法。”
于是袁世凯表示，既非朱谕，亦无围颐和园、杀荣禄之说。谭嗣同说：“朱谕在林旭手中，此为杨锐所过录。”袁世凯认为变法宜顺舆情，末可操切。而谭嗣同则颇为激动，以为自古非流血不能变法，须杀尽老朽，方可办事。当夜无结果而散。
八月初五，再次召见，袁世凯陈奏，变法尤在得人，须老成持重者襄赞主持，并曾推荐张之洞，皇帝颇为动容。
“两位请想：康有为叫谭嗣同来劝我造反，而且这样子造反，决无成功的可能，只会害死皇上，我能听他的吗？所以一回天津，我就跟荣文忠密谈，荣文忠从座位上站起来说，‘我已奉懿旨进京，这个位子就归你了。’原来杨莘伯早我先到天津，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