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花凋落》第73章

公安部派来指导侦查工作的刑侦专家名叫倪炯敏，五十来岁，山东人。倪炯敏是个“老八路”，抗战初期红军刚改称八路军时参的军，先干侦察兵，三年后又当武工队长。当时胶东半岛上的日本鬼子和汉奸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在他身上，有过不少类似李向阳的传奇事迹。全国解放后，倪炯敏改行搞公安工作，“文革”前夕奉调去了公安部。与其他刑侦专家相比，倪炯敏没进过专业学校，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有比较丰富的刑侦实践。所以，这次公安部派他来将军坟，只让他带了两名年轻的助手，有着要他“独挡一面”的意思。
据当时参加“2·28案件”的“先锋厂”公安处刑警董玉华回忆，倪炯敏的外形看上去不像是一个惯于深思熟虑的专家，倒像是一个惯于逗人发笑的相声演员。他来将军坟时，穿着一件敞怀的外套，五个纽扣已经掉了三个，一下车东张西望，然后嘟哝一句：“这地方瘴气很大。”然后就掏钱要助手去买酒。在接着举行的案情汇报会上，别人喝茶，他却喝酒。这别说在当时，就是在二十多年后的现在，也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自信的，因为一旦案子无法侦破，喝酒就是一个原因，追究起来只怕是“吃不了，兜着走”。但是，倪炯敏后来把“2·28案件”侦破了，所以无人指责他。倒是后来聂荣臻元帅听说倪炯敏喜欢喝酒，特地派人送了两瓶茅台酒去。
倪炯敏听了案情汇报，没发表什么意见，只是问了几处细节，然后说：“让我先考虑一下。”
吴荣德等人认为倪炯敏喝了酒，加上旅途劳累，要休息了，便把他送往卧室。但他并没有躺下，连坐都没坐，就在室内绕着圈子踱步。他的两个助手小唐和小金就在外间整理先前的会议记录。
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倪炯敏去见吴荣德，要求去“先锋厂”见见曹秋林和曾厚望。吴荣德当下便亲自驾车陪送而去。
机要通讯员曹秋林被软禁在“先锋厂”公安处，昼夜有人监护，不禁忧心忡忡，一天到晚长吁短叹，一直在打听案子侦查情况，当然不会有人告诉他。此刻他听说来人是公安部专家，料想案子还没侦破，脸上马上出现了一阵绝望的阴云。
倪炯敏安慰他：“不要紧，我们会尽力侦查的。我来找你，就是侦查工作的一部分。我想听你把你从基地接受任务一直到现在的情况源源本本说一遍，说得越详细越好，我有足够的耐心听完。”
曹秋林遵嘱，把情况说了一遍，整整说了一个钟头。倪炯敏听得很仔细，但脸上并不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偶尔还打几句哈哈。听完，他安慰了曹秋林几句，便去找曾厚望了。
曾厚望是个四十多岁的瘦高个子，以前长期干部队保卫工作，五十年代后期调入核试验基地保卫部工作，从1960年开始就担任机要通讯员，从未出过差错。这次密件失窃责任不是他的，也没对他进行隔离审查，但他难受得难以名状，整天待在“先锋厂”的内部招待所房间里唉声叹气。倪炯敏和曾厚望见面，没多说话，只听他叙述了有关情况：2月15日，曾厚望和曹秋林抵达“先锋厂”，当天即去研究所办了手续，把带来的试样放进了研究所的保险箱。
曾厚望是兰州人，以前从未到过西南，难以适应将军坟地区的气候水土，抵达“先锋厂”后的第三天，就出现了病病恹恹的症状。
研究所领导知道后，马上让他去“先锋厂”研究所医务室去治疗。
当时，他们不知道因为试剂的原因，要推迟获得分析结果。所以，曾厚望不肯输液，只配了点药，他特地向医生说明：这是水土不服引起的，他在20日、21日将离开“先锋厂”，届时会不治而愈。服药以后，头两天情况有所好转，到了3月19日却突然腹泻，一昼夜泻了二十多次，不思饮食，头昏脚软，只得卧床输液，两天后方有所好转，但仍须每天去医务室打针。这时，他们已经知道试剂一事，估计要到月底才踏上回程。曾厚望恐怕误了归期，严遵医嘱，每天去向医生报到，老老实实吃药打针。尽管如此，恢复得仍旧很慢，到了2月27日中午，曾厚望突然再次腹泻，这次更加厉害，还伴有腹痛，于是只得再次卧床输液。由于基地急等密件，经请示获准，决定曾厚望留下治疗，由曹秋林一人携密件返回。曾厚望直到3月2日方才痊愈，他知道此时不宜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况且基地也没命令他回去，所以就留在“先锋厂”，过着度日如年的日子。
曾厚望说完，不住地摇头：“唉——，我这身体……若我这次不生病，那就不会出事，两个人上路，警惕性就高，双保险，扒手别想动脑筋！”
倪炯敏问：“你这次究竟生了什么病？”
“我这身体应该说是不错的，当兵出身，从来没生过什么玻身体素质差的人，也不让当机要通讯员，这次是水土不服，将军坟这地方瘴气太大，我一到这里就感到不舒服。”
倪炯敏点头：“我也是，所以我马上喝白酒。你没喝酒吗？”
“我们这一行有纪律，不允许喝酒的。”
“你的水土不服一说，是医生的判断，还是你自己认为？”
“这是医生诊断。”
“有病历卡吗？”
“没有。我这是临时看病，用不到搞病史。”
“你是不是吃过什么不洁食物？”
“医生也问过，我没吃过不洁食物。”
当晚，根据倪炯敏的意见，侦查指挥部举行案情分析会。由于三镇警方不是指挥部成员，所以未通知他们参加。吴荣德也是老公安，他在上午倪炯敏抵达伊始就已把侦查情况向倪炯敏交了底：侦查工作事实上已经处于走投无路的状况，现在见倪炯敏主动提出开案情分析会，料想这位专家对案情有了新的见解，因此一上来就请“倪老师作指示”。
倪炯敏笑道：“老师不敢当，指示更谈不上。我请同志们看一幅坐标图。”
助手小唐、小金把一张白纸用图钉固定在墙上，众人一看，上面只画着五个圆圈，中间一个稍大，四个方向长度不等画着四个稍小的圈子，大家不解其意，一个个大眼望小眼瞪着倪炯敏。倪炯敏站起来，走到墙角，指着坐标图开始发表他的观点：“这中间的大圆圈，代表将军坟，四个小圆圈，依东南西北方向依次为芙蓉溪、楠角镇、泥坪冈和‘先锋厂’。密件是在将军坟失窃的，我同意大家对于案犯特征的大部分分析意见。现在先谈谈侦查指挥部关于侦查范围的分析，当时一共定了四个地方：将军坟、楠角镇、芙蓉溪和泥坪冈，应该承认这里面的正确成分。但是，我在想，‘先锋厂’为什么不在侦查范围呢？据刘副处长刚才和我个别交谈时解释，是因为‘先锋厂’的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都是经过挑选而来的骨干分子，不可能作案。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很站得住的理由，如果‘先锋厂’的治保状况永远能打保票，那么要在厂内设一个公安处干什么？
公安处要设刑侦科、治安科干什么？对付外来的犯罪分子？你‘先锋厂’有军队保护，是军事禁区，出入须凭通行证，外人是无法进来的。退一步说，八百五百名干部、职工可靠，那么他们那些总数超过二万名的家属是不是可靠呢？家属中是否有人可能会作案呢？
所以，我认为当初未把‘先锋厂’定在侦查范围内是一个失误。现在，除‘先锋厂’外的四个范围都已调查过，未发现线索，我怀疑作案者来自‘先锋厂’这一边！
倪炯敏笑笑：“我接下去还要谈到，侍冬早找到晚找到没有什么价值，胡业章的口供据我判断应当是可信的。”
一个侦察员说：“但他右手食指上的伤口是案发前还是案发后产生的还未得到证实，这是关键的一点。”
“没有‘关键’这个说法，胡业章的右手食指即使没有伤也算不上‘关键的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他的《亲笔供词》观察，他是个左撇子，所以必然是左手作案；而曹秋林的密件失窃于右侧内衣袋，他当时右侧倚树而站，所以案犯作案只能以迎面姿式下手，这样，就必须以右手下手，否则姿式不顺，小臂会接触曹的胸前而被察觉，但胡业章却是左手作案的，因此他不具备这个条件。”
倪炯敏这番话一出口，令众侦察员大吃一惊，他们都和胡业章见过面，却从来没留心到胡是个左撇子，而倪炯敏光凭《亲笔口供》就看出了这一点，这不能不使人惊叹；而他对于案发情况的分析，无疑是细致入微的，令人信服。于是，大家都频频点头，静候倪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