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48章

在学术界毫无过人之处的沈从文到联大任教授，这种不拘一格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触乃至愤怒，态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国学大师”之誉的著名学者刘文典。
刘文典精研传统文化，尤其是《庄子》，他说自古以来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一个是庄子自己，另一个他没说，半个则就是他刘大教授。
学问精深不说，刘文典脾气暴烈。1928年他任安徽大学校长时，鲜明地提出“大学不是衙门”；11月，安大闹学潮，蒋介石正好来安庆视察。第一次见刘文典时，蒋介石见他外表邋里邋遢，就问：“你就是刘文典吗？”刘文典回问：“你就是蒋介石吗？”刺激得蒋介石一楞神。蒋介石要求他惩办罢课学生，他说：“我这里只有教师学生，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负责。”蒋介石大怒，对他拍案斥责；刘文典顿时发飚，指着蒋介石的鼻子说：“你就是军阀！”竟然扑上来要打蒋介石。刘文典被卫兵拖下后，蒋介石自下台阶骂道：“真是个疯子！”
刘文典看不起武夫，也看不起新文学。在他眼里，现代白话文学浅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价值？而这个沈从文连对白话文学的研究都没有，只是个写小说的作家。与被他瞧不起的沈从文同为教授，他十分不平，觉得跌了身价。
刘文典公开质问：“他沈从文有什么资格当教授？”还在课堂上说：“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钱。”
昆明空袭警报频繁拉响之时，刘文典和学生一起护卫着大学者陈寅恪离开教室，看到沈从文也匆匆跑出，他当众大骂：“我被炸死了，就没人给学生讲庄子了，你沈从文跑什么跑？！”
一贯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心灵敏感，来联大后自卑而自尊。面对前辈刘文典的屡屡粗暴伤害，他一言不发，只是认真讲授他的写作课，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时常让学生不知其所云，但他还是培养出了和他的风格一脉相承、后来被称为“最后一个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说家汪曾祺。
沈从文今天在文学圈的最大传奇也是最大遗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学院已议定，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沈从文；可是在这一年5月，他以八十六岁高龄辞世，而诺贝尔文学奖只给活着的作家。
“要是沈从文那个时候还活着，活到10月份就肯定会得奖。沈从文的去世对我来说是最遗憾的事情。”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瑞典皇家文学院院士马悦然2005年在北京伤感地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埃及的马哈富兹顶了沈从文的缺。
联大校方不拘一格，顶住压力，坚持给了沈从文教授职位，让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在生前年轻时候就获得了应有的地位，让人感佩。
张狂不羁的刘文典在联大也引起过风波：1943年，联大中文系代主任闻一多拒不发放他的教授聘书，将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刘文典擅自离校，到云南南部普洱县的磨黑呆了半年。他到磨黑，是因为他嗜食鸦片，而磨黑产上好鸦片；在当地学校和乡绅的邀请下，他跟联大常委蒋梦麟等少数人打了个口头招呼，就丢下联大课程一去半年。
刘文典平时上课，都是边吸鸦片边讲，旁边校方还安排一个杂役提着茶壶随时为他加水。这种做派本已令师生议论纷纷，这次又为了鸦片而旷教半年之久，影响更坏。时任中文系代主任的闻一多坚决主张不再聘用，著名语言学家王力为他讲情，说老先生从北平随校南迁，还是爱国的。闻一多发怒道：“难道不当汉奸就可以擅离职守、不负教学责任吗？”
连蒋介石都不放在眼里的刘文典哪肯咽下这口气，他一回昆明就赶到北郊司家营找到闻一多论理，两人情绪冲动，争吵汹汹，在场的朱自清极力劝解。
因为闻一多寸步不让，加上刘文典平时经常公开嘲笑同事学问差，得罪了很多人，舆论形势对他很不利。最后，刘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数学家、教育家熊庆来执掌的云南大学，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时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只要你真有学问才华，自有学府礼聘，而没有编制、档案、组织关系之类的羁绊约束，这也是知识分子能张扬个性的条件；而有个性的张扬，才有智慧的喷薄。在重重“管理”下谋生的人，即便资质优异、勤奋刻苦，也不大可能成为开拓创新之才。
刘文典是资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样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离开了西南联大。他就是今天人称“文化昆仑”的钱钟书。
钱钟书任西南联大外文系副教授时只有二十八岁，却已经名满学界。他的老师吴宓说，在老一辈学者里最强的是陈寅恪，年轻一辈里的“人之龙”就是钱钟书。钱钟书讲课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装，或者藏青色礼服，风度潇洒；他讲课只用英语，不用汉语，也从不提问，让学生既倾倒又轻松。
但到1939年夏，钱钟书就离开了联大，改任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授。他离开的原因，学界一般认为是他心高气傲，口无遮拦，时常伤人，人际关系恶化。比如他曾这样批评联大外文系：“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这三人中，陈福田当时是系主任，叶公超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而吴宓则是他的恩师，都是名重一时的著名学问家。
这段刻薄的评论流传甚广，但到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夫人杨绛专文辟谣，声称绝无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联大原拟聘其为教授，最后只聘了个副教授，钱钟书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当时他父亲钱基博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希望儿子来照顾自己。
钱钟书的确是在不愉快中离开联大的。他后来的小说名著《围城》，就有很大的挖苦西南联大的动机。书中的“三闾大学”，难道不是暗讽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吗？
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极强，因此极容易文人相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个真正的哲学家”的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同样在课堂上臧否人物。他“攻击”的对象是胡适，说：“胡适到二七年就完了，以后再没有东西了，也没起多大的作用。”
胡适本被定为西南联大文学院长，只是旋即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因此没有在西南联大留下足迹。
这些大师间的纠葛，也许是当事人的烦心事，但流传到后世，已成可以津津乐道的趣闻。
联大学生里同样“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丝毫狂傲、对人谦恭有礼的前辈泰斗杨振宁，在当时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联大物理系学生里有两大才子：杨振宁和黄昆，两人常在茶馆高谈阔论。当时同学听到，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问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很不屑地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
大学是智慧和才情、个性的集中地，一所大学，如果没有一批奇人、狂人、怪人，即便其资金再充裕，景致再优美、学风再严谨、毕业生出路再宽阔，其魅力也要减色不少。惟有西南联大，如此充分地诠释了“大学”二字。
大学由校长、教授、学生这三股主要“势力”组成。论人数，学生是主体，学校的面貌，可以说就是学生的面貌，而学生的面貌，绝不仅仅只体现在学习的用功上，朝气、抱负和热血，更是青年的标志。
在那国难当头的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八百三十四人，包括梅贻琦之子梅祖彦。
除了对侵略者日本斗争，联大学生更对日趋走向反动、企图驯化大学生而维护统治的国民党当局斗争。当时全国的“民主堡垒”是昆明，而这座堡垒的中坚就是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有一批追求中国政治进步的教授，闻一多、吴晗等著名民主人士自不在话下，即便是理科教授，同样是这样的思想倾向。1945年西南联大的五四运动纪念会上，数学家华罗庚发表演讲说：“科学的基础应建立在民主上。”这句话，把“民主与科学”的五四精神更发展深入了一层。
在进步教授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宣传带动下，西南联大学生在政治上一贯活跃。西南联大的学生社团有二十多个，经常出墙报，做演讲，表达对时局的意见和理想追求。他们不畏强暴，奋起抗争，经常给国民党当局以沉重打击。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沦陷前，大批文化名人滞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