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对于未来导弹和核武器战争,必须依靠民兵,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
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1961 年11月,罗瑞卿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翌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同年9 月,罗瑞卿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1 月,他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罗瑞卿走上军队和国防领导工作岗位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其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的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印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渐趋尖锐化。
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当时党内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
罗瑞卿就是在这多事之秋走上军委领导岗位的。他坚决地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维护党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健全全民防御体系,消除边境不稳定因素,来往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
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 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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