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45章

佐佐木到一在日本军中很有名气，很早便参与谋划侵略中国的事宜。1928年6月，松井便策划将已是少将的佐佐木到一推荐给蒋介石当“顾问”，试图在蒋身边安下一颗定时炸弹，因发生“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该阴谋才未得逞。佐佐木到一在南京大屠杀中先下毒手，到下关的第一天就屠杀军民2万人，是个令人可怕的瘟神，其恶毒决不亚于中岛。在这之前他是个对国民党寄予深切同情的所谓“亲华派”军人，而对中国内部迅速变化，特别是“西安事变”以后便转变为反对国民党的强硬派。后来他陈述这段历史时，在《进攻南京纪实》中说：
站在南京城头上，我为能确认自己是首屈一指的人物而深感激动。那是因为昭和四年（1929——作者注）夏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实际上，我在20岁即自明治44年以来，我梦寐已求的目标是解决满洲问题，为此一直暗暗向国民党表示友好。但由于他们采取容共政策，尤其是蒋介石所执行的亲英美的政策，与日本断绝关系，从此，这个梦想破灭了。在排日、侮日的高潮中，我深感不快，觉得皇军的前途渺茫，于是就愤然离开这里。现在看来，这决不是出于私愤，背信弃义的人必受天罚。后来，这已成为我坚定不移的信念。（增订版，第255至256页）
洞富雄先生是研究南京大屠杀的专家，对佐佐木上述言论作出结论说：“如果佐佐木对新生的中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他在占领南京时，身为警备司令官，其态度之严厉是可想而知的。”那就是，1938年1月5日，在下关一次枪杀数千名中国军民，很明显是出于报复、发泄对中国军民的仇恨。
说到这里，试问一下：日本军中士兵有无报复行为呢？有，佐佐木支队那天在下关屠杀我军民2万人以后，下午到达和平门。他在《进攻南京纪实》中就到达和平门的情景叙述如下：
然后，俘虏接连不断地前来投降，达数千人。态度激昂的士兵毫不听从上级军官的阻拦，对他们一个个加以杀戮。回顾许多战友的流血和10天时间的艰难因苦，即使他们不是士兵，想说：“都干掉！”
日本军对我军最残酷的蓄意报复，是造成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因素之一，于此显而易见。
第六，南京大屠杀来自日军政治上和军事上速战速决之必要。“三个月灭亡中国”是日本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从“七七芦沟桥事变”到总攻南京的前夕，时间已整整4个月，超过了战略时限，然而中国并没有向日本投降，而且提出了长期抗战，抗日救国的方针。日本军上下必然要考虑：选择最果断的措施，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使其向日本投降，从而迅速结束战争，在短期内达到目的。
日本军政首脑心里明白：占有满洲并向华北推进，是在反共遏俄外衣掩饰下进行的，而且由于遏俄反共还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英美某些支持。现在的情况截然不同了。上海、南京是英美在华经济利益的集中点，也可以说是英美伸进中国的神经部位，一经触动，必有反应。皇军攻占上海和即将攻占南京，不可能不与英美发生矛盾。《田中奏折》中虽认为：“将来欲制中国，必以摧毁美国势力为先决条件”，“不得不与美一战。”但是能做到既不与英美发生冲突，又使中国向日本投降，是政治上两全其美的事，这取决于军事上采取什么样的果断措施了。
日本军事当局心里明白：日本军队与中国军队单纯地从军事素质和装备上对比，都优于中国，在攻占战略要点上，中国部队暂时还抵挡不住它的进攻。但日本兵力有限，资源也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基于这原因日本方面被迫制定速战速决的战略。这种战略的基点出自日本军事最高当局的设想，也是建立在蒋介石政权事实上未能统一中国的基础之上。
同时，日本利用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心理，暗中和他保持着“和谈”的联系。另一方面还寄希望于国民党内部分裂，分裂者在和蒋介石分庭抗礼的同时投靠日本。日军攻占上海，攻陷南京，政治上的用意就在于迫使蒋介石猛醒，迅速接受日本的条件，签订“城下之盟”，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目的，起码可以促进国民党内部分裂。到那时将不以蒋介石为对手“谈判”，仅把他看成是一个地方势力，使其后悔。这样便可先在华中方面“取胜”，也给最后制服中国奠定牢靠的基础。
松井在南京投下的《劝降书》，一方面是对守军进行威胁，“日军对抵抗者极为严峻，毫不宽恕”；另一方面发出招降的讯息：“对一般民众及毫无敌意之中国军队则宽大为怀，全不侵犯。”当然这纯属于欺骗而已。南京陷落后，日军用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兑现了松井石根在《劝降书》上的谎言。其恶毒用意就在于以此来威慑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迫使蒋介石政府从速向日本投降。田伯烈对此深有感受，在《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说：“因此，笔者不得不作出这样结论：或是相当一部分的日本兵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之下，或是日本军事当局企图以恐怖威慑中国人，以此迫使中国人投降”。（前引书2，第100至101页）
此刻，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领导全国人民抗战，抗日运动掀起了高潮。而蒋介石不能不看到全国人民已行动起来，抗日呼声已如雷贯耳，不敢轻意背叛人民的愿望，冒险去接受日本的条件。日本选择在南京下毒手，妄想以最残酷的罪恶手段威慑住中国人民的抗日精神，在死神面前束手就擒，听其宰割，永远做个亡国奴。
但侵略者失算了。祸莫大于杀已降和敌国人民。南京大屠杀的事实教育了中国人民，也激怒了中国人民，进一步认清了侵略者的狰狞面目，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念，坚密地团结起来，终于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
第四部分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第48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5）（图）
日军66联队1大队的《战斗详报》（部分）载有杀害全部俘虏的内容。
第七，南京大屠杀是霸权主义逻辑下的犯罪。
南京是蒋介石政府的首都。日本军国主义选择南京下毒手也是向英美声明——中国是日本的国中之国，主权归日本所有的意思。
在进行攻打南京时，日本飞机公然在江阴炸沉美国军舰“巴纳”号，又在芜湖用重炮击伤英国商船“瓢虫”号，事后仅通过外交渠道说一声“意外的失误”了事。攻陷南京后日本拒不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公然到安全区内抓走平民押到预定地点去屠杀，就地强奸、抢掠，不听从国际委员会官员的劝告，这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霸权主义行为的表现。
众所周知，战争中杀害俘虏和敌国人民为国际法所不容许。甲午战争时，日本在宣战诏书中对战俘问题曾经提到受国际法的约束。后来事实告诉我们，日本最高层在处理许多重大国际问题时常常采用不可告人的投机取巧手段。
“九•；一八事变”日本对中国不宣而战，暗暗地按照田中义一的侵略步骤一步一步地吞食中国，而又避免与英美发生冲突。有确凿证据表明，当初东条英机曾就军部中央提到国际法的约束问题，却被军部中央有意删除，决定冲破这一现有国际法的束缚。处在侵略中国步步得手的日本军事当局认为，承认国际法将妨碍部下的军事行动；反之只做不说，日军在在中国土地上便可以任意处理俘虏和平民，直至把他们斩尽杀绝。
可以肯定，征服支那不可能和和平平、一帆风顺。斩尽杀绝倒是征服支那不可欠缺的强硬手段。只要考虑得当，行动周密，干得彻底，不被当场抓住证据，又控制住当地舆论，彻底摧毁支那人的精神，执行（刑）者的官兵和忠于日本的学者肯定会慎重考虑大和民族的荣辱问题，偏袒本民族，把有说成无，把真说成假，混淆是非。随着历史不断地向前推移，人们的记忆也将淡化，往事定会自生自灭，不了了之。最最重要的是征服支那，手段促成目的，目的无论如何也少不了手段。到了目的达成之日，用羽翼下“溥仪式”的人物出面说话，为“皇军”歌功颂德，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被“皇军的圣战”所淹没，自然而然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只是一厢情愿而已。这种赤裸裸的霸权主义逻辑只能纵容部下犯罪和起庇护作用。而对决策者，不因为他不承认国际法就不受国际法的约束。战后依据国际法组成远东国际法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理，其中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