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传》第7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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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作为，借重军队，军队中士兵的组成分子，台湾占百的之八十以上，要他们镇压自己的同胞，宁可抗命，不愿开枪，强烈反映出军队只能对外，不能对内。在此特殊的情形下，军队失去作为专政工具的功能。
受许信良当选的鼓励，全省地方势力普遍上升，一股新的参政热潮，蔚为风气，由县市长到县议会，很多新生代的人物，投身问鼎，造成一九七八年的选战高潮，党外声势，驾临执政党之上。
“中坜事件”肇因于提名制度有偏差，党工干部，只图私利，私而害公，选举过程中，利用各种严苛的条文法规，和非法手段，压制党外候选人，所以闯下大祸。国民党在沉痛教训之余，不得不采取措施，挽回颓势，因而，奠定未来比较公平选战的基础。
限于法规，不准组党，但党外人士，仍旧以政团形式出现，如“党外总部”。彼此沟通、联合，拟定战略战术，并同时对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加以深入探讨、抨击。
一般认为是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李焕，调离组织工作会主任一职，改由军守的王任远出任，王曾任司法部长，参与一九七五年，中央民意的表增补选的决策领导者之一，得以从龙，说明国民党内部的人事组织，因“中坜事件”，作了新的调整部署。
“中坜事件”发生不久，第六届总统副总统选举期近。
前面五届，锣鼓打得再热闹，剧情单调，观众未进剧场，早知情节发展，即使南京那一次，除了孙科、李宗仁那场副总统肉搏战，打得真枪真刀，热闹非凡，台上死拚，台下鼓掌外，总统一职，选而不竞，走个过场罢了。
严家淦，过渡人物，他当总统，没有人意外，下台也没有人意外。反正，中华民国的宪法，不伦不类，既是总统制，也是责任内阁制，好象扑克牌上的老K那样上下一体，经国做行政院长，自然是内阁制，总统是苏州的红漆马桶。等经国扶正，内阁无权，恢复总统制。
第六届总统选举，严家淦鞠躬下台，早成定局，经国出任中华民国第六任总统，为大势所必然。剩下的是，如何把这出戏演得更紧凑，更有戏剧效果。
海内外通电拥护，自不在话下。党内提名那天，经国故意回避，避到金门。妙的是，向全体中央委员竭力推荐经国出任总统候选人的，正是严家淦总统。
经国接受提名后，提名谢东闵为副总统候选人。谢先生出任台湾省主席，过去做过省议会副议长．议长，虽然是台籍，在大陆的时间甚久，且是位好好先生。由谢担任副总统，对外，改变观瞻，杜绝海外台独的子攻击国民党专政的口实；对内，国民党政权正走革新之路，逐渐将统治权移交台籍人士，削弱新生代夺权的号召。
台湾台湾化，蒋先生在世，匪夷所思。高玉树出任台北市长，为情势所迫，是难得的例外，但省主席一职，到陈大庆为止，均系大陆籍的军政人员，亦是公职选举，所以只到乡镇县市长为止的主要理由。
经国组阁，派谢东闵出任省主席，张丰绪台北市长，是一大突破。现在，再迈大步。充的显示小蒋的弹性，攘外先安内的办法。
行政院长，任命孙运璇，副院长邱创焕，同是大陆、台湾，一正一副。万一，经国任内病故，谢东阂接任总统，不过是另一位严家淦，实权操在孙运璇手里。
国民大会诸公，过去一直担心，经国接棒，可能顺从民意，废除这些已老的的中央民意代表，作戏剧性的政治革新。因遵从四项坚持（“中华民国宪法所制定的国体绝不改变”为其一），一切如前，他们自乐意投桃报李，在毫无留难的情况下，投经国一票。使他获高票当选。
环顾现状，经国接班，为大势所趋，全岛上下，几乎无人具备和他较量权力的条件，这是人治社会的通病，非台湾一地为然。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蒋经国先生终成为中华民国宪法上的第三位总统。距离一九三八年，他初次从政，整整四十年，亦如孙中山遗嘱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那么漫长。
据曹聚仁说，若干年前，经国给一位朋友的亲笔
信上，曾有“共图大业”一语，那时候，曹教授为之不解。保住蒋先生的江山，在台湾大放异彩，局面虽小，毕竟还是大业已成。假使，圈子没有缩那么小，蒋先生一九四九年后，仍坐镇南京，以中国幅员之大，政情之复杂，不仅经国大业，可能仅止于主席（省）、部长，蒋先生是否能做终身总统，却很难说呢？
然而，大器晚成，未免太晚，几乎从他当副部长那天起，过去隆中高卧的日子，一去不复还矣。就职总统那天，各国道贺的使节，少到不足二十人，且都是无足轻重的中南美小国，场面实在非常凄凉。
台北希望卡特政府能派位特使，为这位打打气。美国究竟是国府最重要的支柱，白宫装糊涂，已使台湾感到很难堪，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竟于台北盛曲当天，飞往北京，一叶知秋，夫复何言！
在北京，布热津斯基保证，“卡特总统决心和你们一起克服达成关系正常的路上的残余障碍。”那已是明显不过的征象，台北和华盛顿的外交关系，日暮途穷，连诸葛亮再世，都无法挽回了。经国自华府接获的报告，仿佛若无其事，但总觉得是危言耸听。
靠做翻译起家的沈剑虹大使，就乐观得很，根据一位记者的报导，错误估计了形势。
“美国方面并未认真的以这三个条件，作为中共所提与美国建交的三条件的‘反建议’。中共的三个条件是－美国和中华民国断交、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从台湾撤走所有的美军人员及设施。相反的，美国所提出的条件只是卡特通知中共的一种方式，后者不必真正作任何让步．只要静坐等候，美国自然会接受他们的条件”。＇13＇
另外一个，他持以乐观的理由，是“国会”将“出面制衡”，特别是七月二十五日参院以九十一四对零票，通过的“杜尔－史东修正案”。该案表明，“在任何拟议政策改变将影响到中美共同防御条约效力的持续时”，国会有事先获得咨商之权。
该案规定：
“（1）鉴于东南亚持续安全稳定关系到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
（2）鉴于美国及中华民国在一九五四年订定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下已有二十四年的联盟关系。
（3）鉴于中华民国在这二十四年中，忠实及持续的履行该条约的职责及义务。
（4）鉴于国会有责任在美国签署条约时，给予劝告及同意。”＇14＇
这位大使先生，显然对美国国会的作用，法律程序，一知半解。殊不知，这个两院（众院后来也通过了）的修正案，对总统并没有拘束力。
伍德科克一直秘密地和邓小平举行建交谈判，沈剑虹非但没有听到半点风声，且在此际，应高华德参议员之约，离开岗位，到美国西南部的“太阳带”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带着太太，去享受阳光的温煦和高尔夫球去了。
沈剑虹这样逍遥，据他承认，是根据下列理由，“认为此举似少可能”：
“（1）当时美国国会期中选举才过不久，卡特政府需要时间来处理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般认为，这毕竟是一项较为优先的问题。
（2）由于国际安全援助法的修正案已生效，卡特在废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之前，似乎不可能不与国会领袖磋商，而如果这种磋商一开始，我们即会听到风声。
（3）当时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的戴维营和谈陷于僵局，美国国务卿万斯正忙着在国外奔波，至少在一九七九年年初之前，他没有多少时间参加讨论中国问题。
（4）当时美国国会因为将届圣诞及新年假期而休会，大多数参众议员都已离开华府，除非发生‘全国性紧急情况’，卡特不致破坏少数主要国会议员的假期，把他们召回华府磋商－而和中共‘关系正常化’问题的研究不能视为‘全国性紧急情况’。
（5）卡特不是说过他是二度诞生的基督徒吗？他对这段接近圣诞的‘人世和平及万民亲善’期间，毕竟应该给予若干尊重吧！”＇15＇
一九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