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62章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违犯驿站条例，曾被革去爵位；吉安侯外出擅使马车，也曾被朱老皇帝申斥。可见当初这制度执行得还是很严的。
但制度只是制度，挡不住人腐败。时间一久，官员们都看上了这块免费的香饽饽。白吃白住还能领出钱来，天下哪里还有这好事？假公济私乱开验符，超标准使用民夫的情况愈演愈烈。到正德年间，所有条例俱成一纸空文。官员往来，可着劲儿用人（不用白不用）。一官出行，要用轿子一、二十顶（连二奶都抬上）、杠箱八、九十台。这么多的人和东西，大概须用民夫约300人、马50匹。
这个负担，放大到全国去看，那就太重了。时人有曰：“民财既竭，民力亦疲，通天之下，莫不皆然。”
应天府的龙江驿，是负责输送官方人员和物资过江的，这里的情况很典型。仅负责运输江南鲥鱼的尚膳司太监，就长期占用船夫120名，所夫297名。其他针工局、巾帽局、提督织造、乐器监造等部的太监也频频追逼人夫和船只，外加勒索。递运所大使李臻、李福无力应付，竟被迫上吊死了，妻子儿女流离失所。
那些不是出差而是干私事的官员，也盯上了这块肥肉。正德年间，宦官势力强大，一些大宦官的仆人外出办事，凭一张条子就可以从兵部拿到符验。百官也群起而效仿。兵兵部和抚按干脆把开通行证当做了人情来送。符验上，不写身份、事由，又无人数限，甚至连缴还日期都没有，永久万能的。
官员们用这通行证，就可办私事，比如让亲友沾光，夹带私货，或者干脆转借给商人，捞他一票好处费。有更恶劣的，还每每超标准支取费用，其实就是变相勒索。本书前面所提到的，浙直总督胡宗宪的儿子，就是因为勒索不成而吊打驿卒的。
一个公共服务系统，哪禁得起这么压榨？站银不够用，就在本县加征，苦的还是老百姓。夫役们也忍受不了这重压，纷纷逃亡。一些地方的驿递系统几乎瘫痪。
这个为帝国行政服务的机构，就这样成了官员们的免费午餐。
驿递制度的弊政，影响可不小，说它已引发了帝国的财政危机也不为过。
张居正当然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万历三年，他严令“凡官员人等，非奉公差，不许借行勘合”。“虽系公差人等，若轿杠夫马过溢本数者，不问是何衙门，俱不许应付。”（《明会典》）要求兵部与抚按要敢于抵制非份要求，按章发出和收回勘合，如有违规，严惩不贷。驿递官吏如遇到过往官员勒索，可以举报。抚按也要及时对违纪者进行弹劾，不许向小官吏身上推责任。张居正利用考成法，逐级有效地监督，奖罚随之，收效很好。
但是，慷国家之慨，讨好上司，笼络同僚及下属，已成官场潜规则。你不让我借花献佛，难道让我自掏腰包拉关系不成。官场的惯性，不是发个文件就能制止得住的。光发文件（比如“今年春节不送礼”），不逮住几个处罚，等于“此地无银三百两”。
重申驿站条例的第二年，不少地方官在进京述职途中，还是违规使用驿站。张居正请旨予以训斥。但，大明官员中，有人违纪的胆量大过天，万历八年，仍有官员陆续违纪。这一年，张居正因此降了一批部、省级官员和知府的职，其中云南布政司左参政吴孔性因擅用驿站被罢官。他采用的手段很猛，原则上是省部级降三级，知府降六级，知县革职。
南京兵部主事赵世卿，似乎脑袋生了锈，在这一年，居然上疏要求放宽“驿传之禁”，要扞卫行之已久的潜规则。张居正拟旨严厉驳回。
对于权贵扰驿，张居正也做了必要的抑制。孔子后裔“衍圣公”孔尚贤有特权可以乘驿，而且是一等勘合，国家待他不薄。可是这个孔圣的后代，遗传不大好，每年进京朝拜皇帝，都要带一百多人服侍。且必夹带私货，沿路又搜刮不已。到京朝觐完毕后，并不马上走，非把私货卖完再走。驿站不胜其苦，民间更是倒霉，“圣公所过，百姓如被虏贼”。
张居正对这个不争气的孔氏后人，也没给面子，拟旨予以批评。并和山东巡抚商量，将衍圣公朝贺由每年一次改为三年一次，省得年年来骚扰。
“为政必贵身先”，张居正知道自己的做法举足轻重，他对自家人约束得很严。两个儿子回乡应试，是自雇车马。他的老父张文明过生日，他打发仆人背着寿礼回乡祝贺。弟弟有病需要回乡调理，保定巡抚听说后，把勘合送到门上。张居正给退了回去，说：“欲为朝廷行法，不敢不以身先之。”（《答保定巡抚张浒东》）
经过一番雷厉风行的整顿，驿站负担大为减轻，站银需要量也跟着减少。这就意味着加给老百姓的摊派也减少了。据《国榷》里面的统计，从万历四年至万历十年四月，全国共减免站银89。56万余两，折米200万石。仅京畿一带驿站开支就省去80％。张居正对此很得意，说：“小民欢呼歌诵则不啻管弦之咈溢矣！”（《答应天巡抚论大政大典》）
是啊，好事自有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呼，用不着天天自己抬自己。
大明的财政危机，还有一个原因，是宫廷消耗太大。国初朱老皇帝出身低微，尚能讲究艰苦朴素。改建一座宫殿，他都要教训大臣：“朕今所作，不事华饰，惟朴素坚固，可传永久，使吾子孙守以为法。”（《明会要》）
可惜他这个传统传了没两代，到英宗时就开始奢靡，至嘉靖时登峰造极。宫廷的费用，最大支出的是造宫殿。武宗时，乾清宫失火，重建大概需要200万两银，工部估计，要是向群众摊派的话，最多刮上来20万两，所以提议借支内帑（国库的银子）。武宗这个混小子哪里舍得，只叫工部自己想办法。工部又不能生钱，就只好加重摊派，闹得“海内骚然”。
此外就是吃喝穿用，一大帮子人在皇宫里，大部分东西都要靠民间供养。那时，向民间征用食品、器具、燃料，叫“上供”；向老百姓购买物品叫“采造”，也叫“采办”或“买办”。成化年间，每年上供给光禄寺的鸡鸭羊猪达12…16万只，果品、物料等年消耗126。8万斤！
这皇家人也真是能吃啊。下面的数字就更惊人：仁宗时，光禄寺的厨子有6300名，宪宗时增至7800名，武宗时达到9400名。什么样的国家能架得住这么吃啊？政府财政困难，是因为吃给吃穷的，这也是我们的一大发明吧？
明代皇家的用度，钱从三个地方来，一是“太仓”，由户部掌握的国库；二是皇庄、皇店，皇家企业；三是直接从州县拿，也就是“上供”和“采造”。前面两个渠道，财力都有限；后面这一个，则是无限的，只要有人活着，我就能搜刮。
上供不说了，白拿。这采造，也有猫腻。从表面看是朝廷拨款，派官员到民间去买，实际是根本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向商人强行摊派商品数额，压价购买，所支付的钱有时不足市价的十分之一。“名称买办，无异白取”。有的名义上按市价收购，而支付的却是一钱不值的“大明宝钞”（成祖时期的纸币），也等于白拿。搞得工商业者倾家荡产。
这个买办的过程，往往是宦官最容易捞钱的机会，所以历朝宦官员都愿意鼓动皇帝买东西。张居正执政的当年，又有宦官崔敏建议买珠宝。张居正坚决压住了。
他考虑到，奢靡之风，总是从皇家兴起，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皇帝就得换换脑子。好在万历还小，孺子可教，于是他利用“帝师”的身份，不断教育皇帝要省钱。
万历是个典型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人物，当学生时还比较听话。张居正、冯保和李太后都用“礼教”牢牢地限制住了他。因此他初期的用度还是比较节俭的。
所以古代的“礼教”这东西也不是完全不好，“吃人”是一方面，“不许吃人”是另一方面。不可一概而论。
完全的张扬天性，也未必就是进步。明朝中后期的皇帝，个个都“张扬天性”。其行为足资证明，完全没有了“礼教”的制约，天性也就是兽性，没有太大区别。
本书在前面已经讲过，张居正对小皇帝关于爱惜民力的灌输，不遗余力。
他的话，至今读起来，仍震撼人心：“明主不应以天性所爱为乐趣，而应该以命运无常为恐惧。不应以天下来侍奉自己，而应以自己供天下驭使。”
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可惜，有几个“明主”真能做到？
新政之初，张居正反复对万历唠叨的，是孔孟之道中唯一有价值的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