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官册》第25章

“我从前读过汤斌的文章，只是不识其人，你看此人如何？”
“汤斌是有道之士。”
“那好极了！我想上奏章举荐他。”
“举荐此人，诚然适当。一不过，”魏象枢顾念汤斌的境况，代为辞谢，“他此刻在苏门读书，家贫亲老，恐怕到军前效力的行装都办不起。我看免了吧！”
熊赐履听得这话，只好死了举荐汤斌的心。
但即令征召，汤斌也一定会辞谢，因为这时孙奇逢下世，夏峰子弟，无不哀思浓重，失了常度，在孙奇逢死前的那几个月，汤斌日夕所思的，就是如何从老师那里多得一些教益。而孙奇逢也持着约略相同的想法，他已经九十二岁，除了重听以外，看来身体还相当健旺，每天一早起身，拜谒过祠堂，就端然坐在兼山堂上，应接问业的弟子。或者远道慕名而来的宾客，仿佛整日都无倦容。其实那是凭多少年修养的功夫在支持；他是最知天命的，得此高寿，已觉上天眷顾特厚，抱着随时可以撒手尘寰的想法，就更不肯虚耗寸阴，想到理学上的一些成就，大致都已传授了弟子，但平生所经历的忧患艰险，所见到忠烈义行，没有机会能够纪录下来，流传千古。是一大憾事，要趁有限余生，加以弥补。
这就很容易地想到了汤斌，因为他一向有志于表扬忠臣义士，而且兼具史识、史学、史才之长处，是记述他的遭遇的最适当的人选。
“孔伯！”他说，“行年九十有二，家近京畿，颇有见闻，不忍湮没；如果我不告诉你，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义烈之行，不为后人所知，想来你亦当引为憾事！”
“是！”汤斌兴奋地答道，“固所愿也，不敢请耳。”
“等我细细告诉你，此亦是千秋之业，我们定一个日课，我迷你记，记好了我再看一遍，如有说漏，我替你订正。”
“是！我照老师的吩咐做，时间我看不必固定，老师得闲，或者兴致好的时候，随时唤我好了。”
“不！还是每天定个时候的好，就在晚饭以后吧。”孙奇逢征询汤斌的意见，“我们从哪里谈起？”
汤斌想了想说：“就从‘范阳三烈士’谈起。”
“也好！”孙奇逢说：“‘范阳三烈士’是他人所赐的美名，实在愧不敢当。当时畿南负乡里重望的是鹿忠节公鹿善继的老太爷，名讳一个‘正’字，大家都称他鹿太公，急公好义，极有肝胆，不晓得暗中救了多少人。我与张果中，亦是受了他老人家的感召，勉襄义行。当时的情形是如此
东林与阉党之争，也就是君子与小人之争；当熹宗即位之初，东林的声势甚盛；但君子坦然疏略，敌不过小人的昼夜环伺，到了天启三年“京察”，正人被斥，顾秉谦、魏广微入阁，东林便可危了。
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结论中说：
积威所劫，致掖庭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即如前月忠贤已往涿州，一切政务必星夜驰请，待其既旋，诏旨始下。天颜咫尺，忽慢至此，陛下之威灵，尚尊于忠贤否耶？陛下春秋鼎盛，生杀予夺，岂不可以自主；何为受制于么魔小丑，令中外大小惴惴，莫必其命。伏乞大奋雷霆，集文武勋戚，敕刑部严讯，以正国法。
这个弹章一上，接连上疏攻魏忠贤的，不下一百多人。魏忠贤颇为恐惧，但终以“奉圣夫人”客氏的力量，蛊惑熹宗，竟得无事，而魏忠贤跟东林的结怨，则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
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正罢职待罪，他本无罪，是受人的倾轧排挤。在他当御史时，对东林并不和睦；而东林君子，反以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有守辽之功，颇为看重。于是由于冯铨与熊廷弼有仇，劝魏忠贤借熊廷弼兴大狱，杀异己，把杨涟等人竟牵连罗织在内了。
这是出于阉党徐大化的建议。魏忠贤的意思，本想加以别的罪名，徐大化认为不如指杨涟等人受了熊廷弼的贿，事涉封疆，杀他们更加容易。魏忠贤深以为然，指使锦衣卫北镇抚司的主管许显纯，逮捕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下狱，指杨、左受贿二万银子，其余亦多少不等。
阉党的手段极其恶毒，先“追赃”，五日一追比，等“赃银”追出来以后，再送到刑部治罪。东林君子，无不清贫，哪里来这笔“赃银”缴纳，因而每隔五天，便受一次毒刑——明朝锦衣卫的镇抚司，是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所以都被拷打得体无完肤。史可法曾经花了五十两银子，买通狱卒，入监见了他的老师左光斗一次，所见到的，已是“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了。
其时群情愤激，甚至有痛哭流涕的；于是孙奇逢置了一个大柜子，上面贴一张纸条，写的是：“愿救左公者，纳银此中。”左光斗对于京畿有许多善政，老百姓感思图报，踊跃输将；三天工夫就捐到了好几万银子，但赶到京师，已经来不及了。最为阉党所切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三人，已经死在狱中。杨涟死得最惨，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时间正在铄土流金的七月里，隔了几天才能进狱收尸，尸首已腐烂，面貌不可复识。
丧事是由孙奇逢一手所经理。以魏忠贤的势焰熏天，孙奇逢敢作此举动，真可说是不怕死了！但孙奇逢自道是宫内大监多为近畿同乡，暗中为他多方调停，才不致被祸。结论是好人到处都有，公道终在人心；所以在任何黑暗恶劣的情况之下，都不必灰心，只要勇往直前，行心之所安，自有否极泰来的一天。
非常可惜的，孙奇逢只讲了这一些亲身经历，便已去世；还有许多珍贵的史料，竟未能传给汤斌。
在山中料理完了丧事，汤斌才回家乡。第二年主修了一部《睢州志》，家居读书养亲，到了康熙十七年，诏举博学弘词，左都御史魏象枢和汤斌的同年，副都御史金钅求，交章相荐；诏命下达之日，州官亲自上门敦请。汤斌这年已五十二岁，想起轩太夫人的训诫，决定入征出山，拜别继母，入京应征。一到就住在那座野庙中，除了偶尔访晤魏象枢这些少数讲学的朋友以外，从不参加酒食征逐的应酬。
此外就只像陆陇其、万斯同等人，慕名来访，除谈学问以外，没有一句话及于利禄。其中有一个是同乡旧交，过从较密。此人姓宋，单名一个荦字，号叫牧仲，河南商邱人，是大学士宋权的儿子。
宋权是前明天启五年的进士，崇祯十七年当到顺天巡抚，驻于密云；到任第三天，李自成陷京师，崇祯帝殉国。宋权不敢弃官自全，用计杀了李自成的部将黄锭，维护地方治安。多尔衮入关，命宋权仍旧当顺天巡抚，在任内上了一道有名的奏疏：
旧主御宇，十有七年，宵表旰食，声色玩好，一无所嗜。不幸有君无臣，酿成大乱，幸逢圣主歼乱复仇，祭葬以礼；倘蒙敕议庙号，以光万世，则仁至义尽，天下成颂。
因此，清朝谥崇祯帝为“庄烈憋皇帝”，陵寝名为“思陵”。宋权在同一奏疏中又说：
明朝军需浩繁，致有加派，有司假公经私，明征多怖暗征，公派外有私派，民团已极！请照万历初年为正额，其余加增，悉予蠲免。
明朝末年在田地上的加派，搞成老百姓不得不弃田而逃的怪现象，一方面田地荒芜，连年灾荒；一方面铤而走险，为流寇所裹胁，所以宋权这一建议，实在是经世济民的谟猷；多尔衮欣然嘉纳，而天下有多少人受惠于宋权这一番话的，已无从估计。
到了顺治四年，宋权擢升为国史院大学士；那时宋荦己十四岁，以大臣子弟而被派为侍卫，以后调任外官，这时复调回京，任职理藩院院判，他跟汤斌从小就熟识，又最佩服汤斌，如今异地重逢，倍觉亲热，所以经常到野寺中来相访，论关系在师友之间，每来总要请教文章政事，汤斌知无不言，视如兄弟。由于投契的缘故，两人结成了亲家，宋荦将他的长女，许配给汤斌的第三个儿子，今年十九岁的汤沆。
礼部书吏，特地到野寺来通知，博学弘词的试期，已经决定，定在三月初一。接着，宋荦带来了更详细的消息。
“仪制是，先在太和殿前行礼，然后在体仁阁下应试。”宋荦说：“试毕赐宴，待遇十分优厚。”
“喔。”汤斌问道：“应试的一共有多少？”
“大概只有五十个人左右。”宋荦又说：“陆稼书不幸，老太爷在原籍故世了。讣音一到，他痛哭失声，当天踉踉跄跄，徒步出都，赤足麻鞋，双目尽肿，看样子竟如疯了似地！”他不断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