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39章

政治冲突在春天的两次政治局会议上达到顶瑞。在第一次会议上，邓在叶剑英、李先念支持下，批评“四人帮”滥用毛的指示。在第二次会议上，毛亲自训斥他们。他说，他们不听他的“三要三不要”（要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⑤。毛要他们停止帮派活动，说由于他们结成帮派已成为事实，政治局必须讨论和解决这个问题。这些严厉的批评使“四人帮”完全处于守势。王洪文撒到上海，甚至江青也写了篇短短的检讨。从夏天到秋天，邓和他的支持者可以说事事顺心。
然而，在1975年10月底或11月初，形势逆转。理由很简单，毛判定邓的计划已开始威胁“文化大革命”成果。在毛看来，有两件事情的发展他不能容忍。一是邓用了“纲”这个词来概括毛所作的一系列指示。邓认为在这些指示中，毛强调了有必要推动安定团结，加速经济发展。这种看法在毛看来显然是异端，因为在毛心目中。“纲”只能是阶级斗争。
另一件事是，邓签批同意清华大学开除两个支持“四人帮”最积极的分子。这两个人向毛求救。毛支持了他们，于是他们乘机公开宣传得到毛的支持，并且大喊大叫要发动运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毛接着发表讲话说有“一些领导人”从7月到9月散布毫无根据的政治谣言，分裂党的领导，攻击“文化大革命”和它的成果。1月底，他讲话的内容摘要被公安部部长华国锋在通气会上作了宣读。在政治局中，华既不是“四人帮”的党羽，也不是邓的支持者。接着，毛讲话摘要又向各省委作了传达。据说，邓除了外事工作，在政府中其他所有的职责都被剥夺了。无论有无此事，华宣读毛讲话摘要，等于宣判了邓丧失了毛的信任，也失去了指挥党与政府事务的权力。
对邓来说，接下来的四个月，类似1966年7月至1月那段日子，他整天受到激进派分子的猛烈攻击。但现在他对抗的态度就不一样了。1966年他同意作一个羞辱自己的检讨，而现在，1976年，当毛通过叶剑英逼他再作检讨时，他坚决拒绝了。面对“四人帮”的强压，邓的策略是什么也不说。在1975年3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曾当面攻击邓。邓的做法就是关掉助听器，称没听到他们说什么。
在1976年冬春交替之际，发生的重大事件是：周恩来逝世；毛任命华国锋为代总理；北京人民群众示威，鲜明表示怀念周，希望邓做周的合法继承人，并表示痛恨“四人帮”及他们的所作所为。
从1975年8月起，周恩来住进医院再未出来。10月他做了至少是第三次手术，但手术不成功。到了12月，他经常处于昏迷状态。他的妻子邓颖超和叶剑英、李先念在他神智清醒时向他讲讲有关的政治情况。毛泽东本人在8月也做了白内障手术，他显然未向周表示安慰和同情。他没有让周避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攻击，虽然他可以这样做。周在1976年1月8日逝世。虽然邓被政治隔离已有两个月了，但仍获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在周的葬礼上作合乎礼仪的悼词。邓小平避免显示任何私人情感，以免被“四人帮”抓到把柄，说他和毛所不信任的人关系密切。他告诉毛，周在生命的最后几天专注聆听着毛的一首关于革命的古诗词。他赞扬周谦虚谨慎、不摆架子、平易进入的优秀品德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⑥。这些措词都很谨慎。“四人帮”就是再不服气，也无法否定周的人品举止。
周的去世意味着毛终于不得不确定谁是周的继承人。他着实犹豫了一阵子，很仔细地考虑了各个够资格的人。一个月后，他告诉政治局，也许是通过他侄子毛远新（他秋季住在毛家担任毛的联络员）告诉的。他建议华国锋负责管理政府工作，但先担任代总理。
张春桥是仅次于邓的副总理，他深感失望，显出他没多少政治远见，“四人帮”垮台后党内传达的文件表明毛对他们的愤怒程度在整个1975年达到顶点。他甚至说过他认为“四人帮”谁也不合适担当更高的职务。虽然华是个折中妥协后的人选，而且他仅从1973年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但是他并不怀疑自己拥有担当此任和赢得提升的才干。他作为一个性情冷漠、缺乏想象力的人，可能没有察觉到从长远看他的地位是过渡性的，并不稳定。毛对他的称赞固然是一笔很大的政治资本，但是一旦毛去世，这反而会成为他最大的政治负担。如果“四人帮”要打倒邓和他的支持者，华肯定会被“四人帮”看作是挡住他们去路的眼中钉。
在此期间，“四人帮”的行为也证明毛不信任他们是有道理的。不管华的地位多么不稳，他毕竟是毛指定的继承人，是当时中央的负责人，“四人帮”不仅不设法争取华的信任，反而不同华商量就继续批邓。他们还指使写作班子在报刊发表文章暗示华是个胆小、愚蠢和缺少经验的人。更为狂妄的是，他们竟诽谤纪念周恩来，他们恨周，周也憎恶他们。现在周不在了，他们抹黑周除了满足复仇欲外，什么好处也没捞到。相反，由于广大人民爱戴周恩来，千百万党员也非常尊敬他，“四人帮”的这一行径造成了很大的反效果，对他们来说，损失很大。2月、3月“四人帮”加剧批邓运动。2月26日政治局决定可以在报刊和非官方的宣传材料上点名批邓。江青立即开始辱骂邓，骂他“反革命老手”。江青还召集一次全国性的清洗干部的会议，在会上她甚至骂邓是“卖国贼”。邓之所以还能免于被完全打倒，主要是毛有指示，说邓的问题应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江青明确表示她不赞成这一指示，但华国锋说领导集体必须遵守毛的指示。邓没有躲避起来，也没有为不出席“四人帮”在3月召集的政治局会议找借口，这次会议是为了专门批邓而召开的。这表明邓此时已经看出，他可以熬过这场政治风暴。
但是到了3月底，形成僵局。“四人帮”既没有说服毛停止保邓，也没有把华哄骗住不要理会保邓。甚至也没有迹象显示出批邓运动使邓的声望受到伤害。事实恰好与之相反（许多外国人报道说，“四人帮”的党羽在北京的街头张贴了许多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并在上面引用邓的一些原话，群众一边看一边点头称赞邓的讲话，并露出会心的微笑）。邓反对“四人帮”的斗争也没有取得进展。因为华在快到2月底召开的会议上说，邓攻击“文化大革命”，背弃主席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僵局是被“四人帮”搞反对周恩来的运动打破的。2月25日，十年前曾刊登了姚文元写的批判吴晗的文竟的上海《文汇报》刊登了一篇社论，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梦想复辟，至今死不改悔、顽固不化。上海是在“四人帮”控制之下，但是离上海几百公里之外的南京不在他们控制之下。就在社论发表的第二天，南京大学生举行抗议示威。他们被驱散了。“四人帮”在全国报刊封锁有关抗议事件的任何消息，但是此事却很快传播开来。有的是被过往的旅客传播的，有的是学生用沥青在火车车厢外涂写这则消息，让火车把这件事传遍全国的。北京受到巨大震动，它大大激发了群众怀念周恩来的情感，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放满了花圈。第一批花圈被警察移走了。可是随后许许多多士兵、工人和学生放置的花圈没有搬走。
4月4日是阴历清明节。大批群众聚集在广场上，许多人是工厂、机关、学校组织列队行进到达的。一些人把花圈留在纪念碑周围或放在看台和停车场上。还有许多人打着横幅，发表演说、朗读诗文。诗和横幅都是批判江青、颂扬周恩来的。从邓小平传记上刊印的一些照片上可以读到“若如妖魔兴风浪人民愤起灭豺狼”。“深切地怀念周恩来总理”。⑦有首诗说“四人帮”是豺狼；另一首直截了当地揭露江青一定是想当女皇想疯了。当天夜里，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示威者的诗和标语是直接攻击毛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当天的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对此事负有责任。这些意见通过毛远新向毛作了请示。政治局一得到毛同意政治局决议的消息，便立即命令警察清除广场上所有的花圈和宣传品。到了4月5日黎明，所有留在广场上的悼念品、抗议书、纪念物等都被弄走了。
人民的反应是暴怒的。4月5日一整天，广场上聚集着抗议示威的人群，他们同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