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41章

邓小平究竟对叶剑英的计划了解多少，从未有人知道。他本人和其他的人也没有透露过。不过，邓小平确切地知道叶剑英是要采取行动的，他也知道，不让“四人帮”追查到行踪及逮捕自己，就是对叶剑英计划获得成功的最大支持。
据说，逮捕“四人帮”后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一结束，叶剑英就立即打电话给邓小平，因此，他很快就知道了这一消息。10月10日他写信给华国锋，表示“衷心”拥护政治局作出的关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并把逮捕“四人帮”说成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胜利①。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10月底，邓小平与华国锋见了一面。他们是去探望邓小平从前的战友刘伯承时在医院遇见的。邓小本告诉华国锋，他，一个“走资派”，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感到非常高兴，并且表示完全支持华国锋。华国锋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邓小平说，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虽然不应忽视重工业的发展，但是应当优先考虑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他还说在改善“人民的生活”的过程中，“专制”一点也是必要的。这就是海外很多人都觉察到的邓小平自身的一个矛盾。他急于在经济领域进行大胆地试验，但在政治上却持保守的态度，邓小平并没有把政治自由化视为经济自由化的先决条件，而是把政治上的自由化看成是对社会、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严重威胁。
谈话中，刘怕承希望死后能由邓小平主持他的追悼大会（刘伯承此时八十二岁，双目失明）。邓小平说，这恐怕有问题，因为他是犯过错误的人。这时，公务缠身的华国锋要告辞了。临行前他说邓小平一点也没有减少活力。邓小平的回答非常巧妙或者可以说是话中有话，他说，他的精力归政治局使用。
事实上，邓小平已下决心为实现全面政治平反而奋斗。他有许多支持者，其中最重要的是陈云和王震。陈在“文革”中“靠边站”了，但没有遭受迫害；王震是位老将军，在1972年曾以个人名义代他向毛泽东求过情，然而，对于为邓小平平反，华国锋有很大的顾虑。且莫说为邓小平平反对他本人的权威是一种威胁，至少还要改变官方对天安门事件的定论。而如果不对毛泽东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批评，也就无法改变这一定论。华国锋的全部权力是毛泽东给的。
1977年3月，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部署该年的工作任务。作为一般党员的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他的许多支持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他们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华国锋却坚持认为“四人帮”是“极右”的代表（毛泽东和他们也曾用同样术语为林彪定罪）；批邓以及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结论是正确的；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的。他坚持汪东兴向他建议的有关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②他唯一让步的是承认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没有任何关系，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悼念周总理是合乎情理的，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是必要的。
不过，这已经足够让他们之间进行谈判了。不清楚他们两人是谁主动的，也不清楚他们是不是曾经面对面交谈过。据目前所了解的情况，是邓小平首先采取行动的。4月10日，也就是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的第三个星期，邓小平给华国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支持华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他还提到了前一年10月10日写给华的另一封信，表示完全支持粉碎“四人帮”后华所担任的领导职务。邓提议，在全党范围内传阅他的这两封信。邓的这一建议显然被接受了。接着，5月底，“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同志”前去拜访了邓小平。可以肯定其中一位是汪东兴，他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邓小平对他们说，华的“两个凡是”不行。因为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他平反（因为撤掉他的职务是毛下的命令），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是“合乎情理”的。几天以后，“中央两位领导同志”又去拜访了邓小平，邓又重申了上述思想③。
这对华来说是个坏消息。尽管如此，华还是以为自己不能和邓一样固执。在7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邓小平恢复了1976年4月以前的所有党、政、军职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对恢复他的职务进行表决之前，邓发表了谈话。谈话中，他拒绝接受“两个凡是”，而主张要对毛的思想有一个“完整”的认识，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实事求是”，以改善党风。在场听邓发言的人都听得出来，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向华国锋提出了挑战。
邓这时已经快七十三岁了。同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年龄一样。但他看起来并不比他五十多岁时老多少，而且身体比同龄人健康得多。他唯一比较严重的疾病是耳背。他很早以前就开始使用助听器了，借助助听器，他可以听得很清楚，甚至在大型会议上可以掌握会议进度。他的声音坚强、有力，但相当刺耳。他可以发表长篇演说，而且不显得疲惫。他走路很快，十八年前摔断的腿已经完全恢复了。
邓小平的妻子和继母在经历了三年的流放生活后，身体并未受到太大伤害。事实上，卓琳回到北京时，身体反而比离开北京前更健康。继母夏伯根也挺硬朗。她是一位船工的女儿，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照顾邓小平及其一家人身上，并且还可以干些体力活。1992年，她仍健在，是年她八十九岁。
邓小平的孩子当中，只有邓朴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严重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非常令人痛心的。1972年，他获准住进北京一家设备很好的医院时，几乎已经完全瘫痪了。1976年他出院后，被安排在一家电视机厂工作。1977年春，他搬回家住时，邓小平把房子作了一番整修，使他可以坐在轮椅上，自由地往来所有的房间，并可搭乘一部电梯上下楼。1980年，邓小平秘密送他去加拿大治疗，在那里他至少做了两次手术，这才使他可以再度坐直身体，可以移动手臂和脖颈，但还是无法行走。8O年代以后，为了照顾中国千百万的残疾人，邓朴方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自任会长，从而使他成为公众关注的人物。
邓小平的大女儿邓林已经结婚，是一位艺术家（她本想当一名音乐家，但196O年她生了一场病，所以没法再上音乐学院附中了）。邓小平的第二个女儿是邓楠，也已经结婚。邓小平的三女儿邓榕（毛毛）是医学院的毕业生，一直住在家中。在邓小平的三个女儿当中，邓榕长得最像父亲。她活泼好动、精力充沛、敢于直抒己见。和邓朴方一样，她也是一名党员，但邓林不是党员。她在江西陪伴父母的时间最长。后来，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描述了在江西的生活。
邓小平最小的儿子邓质方十四岁就参加了红卫兵，和邓楠一样，在1967年他父母被软禁时，他也去了山西插队。1973年，他成为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学生，目睹了1975年动员学生集会反对他父亲的情形。但他本人似乎并未受到迫害。198O年，他被派往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大学研究所学习（他的指导教师和同学当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80年代初，他带着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回了国，但并没有入党。
“文化大革命”给邓小平家族带来了很大的伤害。他的二弟邓蜀平在土改中被没收了其在四川的土地，之后入了党，1967年3月他被武汉的红卫兵折磨了好几个星期，最后自杀了。红卫兵批斗折磨他是因为他与中国“第二号走资派”有密切的关系。卓琳的哥哥，50年代他从父亲手中继承来的产业被没收了，随后被强迫劳动了八年，“文化大革命”中又被逮捕入狱。
复职，使邓小平有机会重新观察中国的政治。由于重新接触官方的信息，因而他比流放前更准确地把握了当时党、军队和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当时的社会和经济状况。
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犯罪与消极怠工的现象非常普遍，铁路沿线车匪路霸横行。城市的失业率很高，主要是因为有大批的知青返城。在农村，很多党的干部变成了当地恶霸。50年代给许多外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那种勤奋工作的热情已经消失，而代之以腐败堕落和悲观失望。
1978年3月，邓在全国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