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大传》第82章

虏中有变，随机应策，在我自有余力矣。（书牍十三《答三边总督郑范溪》。按郑洛时为宣大总督，题衔误。）
奉翰示，料度虏情，一一中的，敬服。今日之事，惟当镇静处之，随机应之，勿过为张皇，轻意举动，致令惶惑，兴起事端也。昨督抚欲条议，仆即力止之。俺酋未死数年之前，仆已逆虑及此。诸公但审侦虏情，亟以见教，圣明在上，自有主断也。虏中无主，方畏我之闭关拒绝，而敢有他变！但争王争印，必有一番扰乱，在我惟当沈机处静，以俟其自定。有来控者，悉抚以好语，使人人皆以孟尝君为亲己，然后视其胜者，因而与之，不宜强自主持，致滋仇怨也。（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计俺酋死言边事》）
哈酋与诸部，议论不合，虏中亦须有此情状，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今且不可合解之。至于虏妇守孝三年之说，此必不能行者，俟诸酋既集，议论已定，彼一妇人，终当为强者所得耳，何能为乎？顺义恤典，下部议复，仍当从旨中加厚，以示天恩。（同卷《答大同巡抚贾春宇》）
袭王之事，大都属之黄酋，但须将今年贡市事，早早料理，以见表诚悃，而后可为之请封。谚云，“若将容易得，便作等闲看。”务令大柄在我，使之觊望恳切，而后得之，乃可经久。然虏情多变，亦难预设。闻近日哈酋与虏妇及诸酋议论不合，颇为失欢，若果有此，且任其参差变态，乃可施吾操纵之术也。（同卷《答三边总督郑范溪计顺义袭封事》）
安兔吉无知，戕我旗牌，掠我头畜，此等事在亦常有，但此虏王新殁，在我当申严旧约之时，而彼酋乃敢咆哮如此，不一惩之，衅端起矣。既黄酋之子，宜即责黄酋处之。彼方觊承封爵，若其子不能制，他日安能统大众乎？此亦制驭之一端也，幸惟审图之。（同卷《答巡抚萧云峰》。按即陕西巡抚萧廪。）
居正对于鞑靼方面，全是因应。俺答初死，他似有支持把汉那吉的意念。看见那吉底威望不够，他便吩咐沿边督抚静以待动，对于各个候补者，分别给予应得的好感。最后黄台吉继立底形势已成，他不妨支持黄台吉，但是他要黄台吉对于朝廷表示恭顺。册封底权力在朝廷，要服从朝廷，才得到顺义王底尊号。三娘子要守孝三年，也许是穿着百凤云衣的日子多了，汉化底程度加强，所以有这个主张。但是居正所期望于三娘子的，不是她底汉化，而是她底再嫁鞑靼领袖，继续替朝廷做一个控制鞑靼的工具。黄台吉袭封以后，三娘子带着部众走了。黄台吉认定这是父亲底遗产，自己当然有继承的权利，带着部队向西跟逐。宣大总督认定三娘子是一个得力的工具，假如她和黄台吉脱离，失去应有的作用，对于朝廷，便是一种损害，连忙派人和三娘子说：“夫人能和顺义王同居，朝廷底恩赐当然继续不绝，否则只是塞上一个鞑靼妇人，说不上恩赏了。”三娘子这才停下来，重新回到顺义王底怀抱；在明朝人看来，究竟有一些诧异，但是三娘子生活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原谈不上这些。
北边的问题解决，东北的问题又来了。万历九年，士蛮和朝廷打过几次仗，但是现在又求和了。居正只要鞑靼继续在分裂的状态里，决不轻易言和，所以和辽东巡抚周流说起：
承示，土酋求贡，谅无诈伪。彼盖艳于西虏贡市之利，乘俺酋死，故申前请耳。但辽左地形事势，钱粮、虏情，俱与宣大不同。且俺酋自嘉靖中季，连年求贡，彼时庙谟靡定，迄未之许，至隆庆间，会有那吉来降之事，而彼又执我叛人，遵我约束，因而许之。彼既惬其素志，又啗我厚利，故奉命惟谨。今以土酋之事揆之，其情异矣，遽尔许之，和必不久，徒弛我边备。俟一二年后，观其事机何如，乃可处之。（同卷《答辽东巡抚周乐轩》）
万历十年二月，居正疏请蠲除宿逋，完成一件宿愿。自万历之初，考成法实行以来，赋税方面，经过切实的整顿，国家财政，有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已是休养生息的时候了。事先，应天巡抚孙光祜上疏请求相除，居正复信说：“蠲除宿逋，责完新赋，仆久有此意，拟俟皇储大庆，罩恩海内，今皇女生，则事不果矣。大疏即属所司议处，亦可推之各省也。”（书牍十三《答应天巡抚孙小溪》）这时居正只准备从各省推行，还没有整个的计划。十年之初，陕西巡抚萧廪具函居正，再请豁免带征，居正复信说：“承示，带征逋赋，苦累有司，仆亦久知之，目下方欲面奏，请恩蠲豁，不必具疏矣。”（同卷《答谏议萧公廪》）二月间，居正疏称：
窃闻致理之要，惟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察其疾苦而已。迩年以来，仰荷圣慈，轸念元元，加意周恤，查驿传，减徭编，省冗员，惩贪墨：顷又特下明诏，清丈田亩，查革冒免，海内欣欣，如获更生矣。然尚有一事为民病者，带征钱粮是也。所谓带征者，将累年拖欠，搭配分数，与同见年钱粮，一并催征也。夫百姓财力有限，即一岁丰收，一年之所入，仅足以供当年之数，不幸遇荒歉之岁，父母冻饿，妻子流离，见年钱粮尚不能办，岂复有余力完累岁之积逋哉！有司规避罪责，往往将见年所征，那作带征之数，名为完旧欠，实则减新收也。今岁之所减，即为明年之拖欠，见在之所欠，又是将来之带征。如此连年，诛求无已，杼轴空而民不堪命矣。况头绪繁多，年分混杂，征票四出，呼役沓至，愚民竭脂膏以供输，未知结新旧之课，里骨指交纳以欺瞒，适足增豁壑之欲；甚至不才官吏，因而猎取侵渔者，亦往往有之。夫与其敲扑穷民，朘其膏血，以实奸贪之囊橐，孰若施旷荡之恩，蠲与小民，而使其皆戴上之仁哉？昨查户部，自隆庆元年起，至万历七年止，各直省未完带征钱粮一百余万，兵、工二部，马价、料价等项不与焉。而苏、松两府，拖欠至七十余万，盖以彼处税粮原重，故逋负独多，其间固有豪右奸猾，恃顽不纳者，然穷民小户，不能办者亦有之，而有司之令但能行于小民，不能行于豪右，故催科之苦，小民独当之。昨该应天巡抚孙光祜具奏请用，户部以干系国计，未敢擅便议复。臣等窃谓布德施惠，当出自朝廷，若令地方官请而得之，则恩归于下，怨归于上矣。臣等愚见，合无特谕户部，会同兵、工二部，查万历七年以前，节年逋负几何，除金花银两，系供上用，例不议免外，其余悉行蠲免：止将见年正供之数，责令尽数完纳，有仍前拖欠者，将管粮官员，比旧例倍加降罚。夫以当年之所入，完当年之所供，在百姓易于办纳，在有司易于催征，闾阎兔诛求之烦，贪吏省侵渔之弊，是官民两利也。况今考成法行，公私积贮，颇有盈余，即蠲此积逋，于国赋初无所损，而令膏泽洽乎黎庶，颂声溢于寰宇，民心固结，邦本辑宁，久安长治之道，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裁施行。（奏疏十一《请蠲积逋以安民生疏》）
居正《蠲除积逋疏》，使人悠悠地想起万历初年的情势。万历四五年间户科都给事中萧彦疏称“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明史》卷二二七《萧彦传》）主张岁输十分以上的是居正，疏请蠲除积逋的也是居正。是自相矛盾吗，还是心理变化？其实居正只是一贯的居正，在国家财政基础尚未稳定以前，当然严追旧欠；到了已经稳定以后，不妨蠲除积逋。量出为人，正是居正在财政方面的作风。这里还得看到支出的情形。在整顿国防，安定民生的项下，国家增加支出，人民增加负担，本来无可逃避。及至鞑靼的威胁已经解除，黄河、运河的工程已经完成，乃至驿递已经整顿，冗官已经废除，人民底负担便应当减轻，所以居正随即疏请减轻。这是万历十年的一件好事。不久以后，居正死了，国库逐渐空虚，商税、矿税，加征、加派，从此财政扰乱，成为明朝复亡底主因。
万历十年二月间，浙江发生兵变。事情是这样的：浙江巡抚吴善言奉诏裁减东、西二营兵士月饷，兵土闹起来了，马文英、刘廷用为首，捉住巡抚痛打一顿。居正看定只有张佳胤可以平定这次的变故，佳胤已经内调兵部右侍郎，随即奏请改调浙江巡抚。匆匆中佳胤到浙江去了，在路上又听到杭州“民变”底消灭。佳胤和来人说：
“变兵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