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发》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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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曹正文不独是才学兼具、有深厚编采背景、以及同时是武侠小说的作者、论者，他还是位侠者，是个性情中人。
我跟他相交不久，相知却深。我们自90年通信以来，他二度出国。但因机缘，只见了一面。聚了两次，但这已足够：正文是侠义中人，重情守信，已然肯定。
他在跟我还素昧平生之时，已热情来信，为我联络出版的事。我当时因事烦缠，常还未及为他好好写信，但千忙中的他，仍不以为杵，照样来信恳切相邀，拳拳盛事，凛凛汉风，使我对这个简朴文笔蕴露剑胆琴心的侠客书生，十分好奇、向往。
他为我的书在中国大陆洽谈出版刊载的事，我原想以前请人代洽，多付上部分佣金，正文如此为我奔走费心，且在洽谈过程里时时为我争取应得之利益，又一再不胜其烦将细节、款项、重点、进程电传予我，比身为作者的我，还更维护我的权益，且也比我急切，于是我数度敦请他应收取应得之报酬。但却为他断然拒绝。我再三提出，反而换来他峻然写道：
“……佣金一事，兄再也勿提，否则就是瞧不起我们的交情了。比起古代侠者，我所作所为，不值一提……”
他的侠心激烈，不止如此。我相信在他笔龙蛇之余，也做了不少为民请命、打抱不平的事，然而他施恩不望报，继续他耿介执著的文侠生涯。
具备以上的特质（还有我许多未及在这篇章里引述的），由曹正文去为“中国侠文化”
作传，那是最恰切的事。
我在前文引述了三个时期（恰好上致上有30年）作为一个“武侠人”在三个不同地域的期盼与感触；至于国内“武侠文化”的状况，读者诸君可能比身在海外的我更加深切，我在这儿就不多赘了。
经过多年在侠坛的“闯荡”。我在现阶段仍坚信：侠是知其不可为而义所当为者为之。
侠即是在有所为和有所不为中作抉择。伟大的作品不一定能伟大，但极伟大的作品必然极流行（试想；三国、红楼、水游、西游、金瓶梅……已流传了几百年了）。通俗是美德，媚俗不可取，但通俗不等同干庸俗。文学艺术应乞灵于本土（及传统）的文化，才能生根。新派武侠小说已“新”了超过一甲子，早就不“新”了，更新的（超新派）的武侠若不诞生，武侠小说定必没落。每一个时代必有每一个时代的文学，武侠小说若要推陈出新，就必须要有“时代气息”，“不惜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作战”。写作要有“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锻炼。
我试图将武侠文学化，文学武侠化。将文学大众化，不是降格，而是提升。写作要有高扬志气，平宽心情。写作有时确要有”非大成即大败”的抱负。小说，要写出感动来；武侠小说，更要写出动感来！如果没有至少一项全新的创意，我便宁可不写。要先属于自己的，才能成为时代的。要有民族色彩，才可能国际化。艺术的层次可能大家看法不一，但到最高境界，无论中外，不分类型，都是极为接近甚至是一致的。运用得好的陈腔滥调，其实就是最深刻的真实，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作家是作家，创作是第一要义，不必也不须要是个大思想家——当然，成熟的哲思绝对可以加强和加添作品的繁复性和深层意义。这个时候从事武侠创作和论评，难免会有点野渡夫人舟自横、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心态。写作不止是兴趣，也得要有志趣。这唯利是图、价值混淆的时代，最需要侠者来振奋人心。我坚决相信：
侠运能倡国运。独立三边静，轻生一剑知，正是为侠作传写评者的写照。
我一直等有人来为侠作传写史著书：我终于等到了曹正文。
稿于九三年三月九日香港大会堂书展结束。
校于九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大寇》版税已汇至深圳／购得绿幽灵《彩翠》、《初遇》及奇石《蓝精灵》／梁电误／淑端FAX／LaFore"t及CottonCollention、福临门、怡丰行、水品宫搜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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