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缘千里》第41章


就寿终正寝了,他壮志未酬地办“困退”回城进浴池当了清洁工。这样的人永远是有政治热情的人,上大学又去读政治系,毕了业回来进工厂又当团委书记,打算在政治上发起第二次冲锋,在仕途上东山再起。天知道怎么没有混好,竟然辞了公职进“绿川”当大堂经理来
这个小小的职位实在太委屈他 那样有政治抱负的人却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是因为他太卓而不群就是革命队伍中小人好臣太恶毒把他挤出了革命大军。文海很同情他,仍然像当年那样敬重他。很想请他去自己厂里,但又不知请他主管什么。一直想同他谈谈,但又找不到合适的由头。再者,柳刚对他这样的“资方”人士似乎抱有某种警觉,总对他敬而远之形同路人,好像是刚刚认识的一样。文海很理解柳刚的尴尬处境,深知这种人的苦衷。
“绿川先生等你好久了,明天好像有日本商人来考察投资,绿川先生想把你介绍给他们,一定要今天同你先谈谈,他也刚从北京回来。”柳刚很忠于职守,面无表情地叙说,不过是公事公办而已。在“绿川”,他从来没对文海有过任何超越公务的表示,仅把他当成一个客人对待。
“三哥,辛苦你了,这么晚,该回家了吧?”文海说。
“不,今天我的任务就是等你。”他仍然平淡地说。边说边带他上楼。
“真快,一晃十六年,大明他们的聚会真热闹。大明醉了,我刚送他回家去的。”
“他又不会喝酒,瞎起什么哄!”柳刚总算有表情地说。“你们啊,还像孩子,跟没长大似的。”
说话间到了绿川吉太郎的办公室。通报后绿川亲自开门迎接他们。
这位鹤发童颜的老人,面相极像竹下登首相。午夜时分,仍旧一身西装笔挺。
“啊,文海先生,你让我等得好苦 ”绿川的中国话很地道。
柳刚恭候一旁问还有什么吩咐,绿川先生和蔼地笑笑道:“麻烦你了,该回家去看看你那宝贝儿子 ”
柳刚便欠欠身子:“董事长,文海君,回见!”
“柳君,慢,”绿川叫住他,顺手递过一个精美的小包,“你儿子后天过生日,小小的意思!”
“董事长,我怎么敢当?!”柳刚有点局促。
“当着方先生的面,你就不要客气了,你们是朋友,同我也是朋友!”绿川先生拍拍他的肩,“不收,就是看不起我。”
柳刚走出门,文海感叹道:“绿川先生真是讲仁义啊,对部下这么好。”
“过奖了,文海君,”绿川呷口茶说:“文海君对员工关怀备至,比我做得好,都上了电视报纸,有名的。再说了,我同柳先生关系不只是雇佣关系。”
“哦?”
“我们是朋友,你的明白?”
“绿川先生一贯从善如流,爱护晚辈,我早有耳闻。”
“不,不仅是那样的。我同柳君是忘年交,是莫逆之交。我同他,谈话投机。
北河这个小城市里,能出柳君这样的人,不容易。”
“绿川先生,您可别小看这个小地方,它可是座人杰地灵的古城,自古出好汉。”
“哈,年轻人,给我上课?对北河我可比你更了解。我来这儿投资建这个店,绝不是为了赚钱。现在我是赔钱的,开房率才百分之三十几percent ,靠餐饮也没多大利润。”
“绿川君,那又为哪桩?”
“说来话长啊,全是为我和弟弟的原因。我们从小跟祖父念中文,习字、作画。
可是一打起仗来, 就身不由己 我们兄弟二人全被征了兵,就像抓壮丁一样。来中国前,祖父哭着说这是罪过,要我们能打空枪就打空枪。攻这座城时,我不能打空枪,前面城墙上是中国守军,后头是指挥官,不向前打我就得送命。
进城后在北关集体枪杀了几百抵抗部队官兵,那是长官下令,我们当兵的一排一排轮流上前开枪,我也不敢不开。除此之外我和弟弟从来没杀过人抢过东西。弟弟正十七八,爱逛八条胡同,成天泡在平康里,那是官办妓院,正规,也干净放心。
我也去过。
我们是规矩人,回回交钱。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弟弟不知怎么看上了一个良家姑娘,喜欢得不行,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我问他,他什么也不说,一有空儿就去人家门口看那个姑娘。我劝他死心,咱是侵略人家的,是敌人,好样的中国姑娘怎么能跟你交朋友的?他不信。当初不少汉奸紧巴结占领军,把他们的亲戚女人拉给日本人做小,我很看不上这种人。有点脑子的中国女人绝不会干这事。弟弟不听,连平康里妓院都去得少了,一门心思盯上了那个姑娘。我要去看看,他不让,说要创造个奇迹给我看。
你瞧他这样子,像不像中国古书里的张生柳梦梅?“文海接过发黄的旧照,那个梳着中分身着学生服的日本孩子,一脸的清纯,高鼻细限薄唇,稚嫩秀气。“好标致的孩子。”
文海说。
“死了! 十八岁上就让人杀 那天晚饭后我们去东关逛平康里,走到半路他就说要去看那个姑娘,还拿了一个罐头去送那姑娘。半夜没回来。第二天从河里捞出来了, 光着身子,下头让人割 是勒死的。队长要在西关那一带拷问群众,说问不出就杀一片。我苦苦哀求,才没那么干。都怨弟弟,糊涂。也许是他强迫人家才落这下场的。不管怎么说,我有愧,得回中国干点好事。也让弟弟好好灵魂归天。”
“可这里毕竟是个小地方啊,绿川先生,从生存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是不是—
—”文海欲语还休。
“是有点理想主义。不过这里只是我的一小部分投资,我在上海、哈尔滨,当然还有北京,都有大的项目,在台南、嘉义也有。凡是我和弟弟当年住过的地方我都有产业。北河这边亏损一些不要紧。”
“房价是不是可以落一落,或许那样会有更多的房客。”
“不,我不降低标准,那会有损绿川家的声誉。”
“绿川先生真是胸有成竹。”
“咱们言归正转,当然找你谈的也是我自己的事。我刚组织了一批商界朋友来中国考察投资,他们对此地很感兴趣。当然,不瞒您说,看中的首先是离北京近,原材料和劳动力价格比较,比较合理。”
“不必客气,便宜,”文海笑笑,“咱们都是生意场上的人,直说吧。”
“痛快,文海君,”绿川先生点点头:“我跟中国人打交道,最怕哪个字用不好会伤人心,我知道你们对日本人不喜欢,这我最懂。中国有个女作家还要求日本人在天安门广场进行象征性的战争赔款,说赔一分钱也行。我很尊重她。可是做生意,还得从实际出发,讲实话。日本的中小商人,很自然要找价格低的地方发展。”
说着绿川取出几件衣服,“文海君看看,这是些日本人的时装工作服和学生制服,想在中国开加工厂,这是报价。”
文海翻看着那些样式精美的工装,心中泛起异样的感觉。他可以想象得出工人穿上这样的工装精神面貌会大不一样。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人,他们的衣着虽然都是新的,可那种呆板的款式仍旧是把人打扮成一个木偶。难怪一车间一车间的人个个儿像出土文物。
“绿川先生,”文海说:“我都想先自己穿上这样的工装了!
可以先让我的工人穿穿试试,一定很精神。我看看报价,五美元一件,哦,三十元的出厂价。可以考虑。我想你们会十五美元批发出去,卖到三十美元一件。““差不多,小本经营呀,”绿川说,“但我们只能从小本生意上做起。”
“五美元,哈哈,加工一件我们能赚两块半美元,让日本人听了无异于蝇头小利,在日本也就两杯汽水的钱。”
“对了,文海君到过日本的。”
“到过东京、广岛、大皈、名古屋、北海道,做记者时去的。”
“你是明白人,实不相瞒,条件是很苛刻。”
“我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样的事实,绿川先生。我不干,会有随便什么人抢着干。可我是不情愿的。我是为我那些山民打工仔打工妹着想的,才接下。不过,我以后要向高科技产品发展。 中国人不能总这样加工服装, 生产玩具,贴上Madein Chi na 的小标签在全世界贱卖一通儿。”
“什么叫一通儿?”
“你也有不懂的?中国话太难学了吧?一个语气词。”
“方先生志向高远,我佩服。不过,明天谈判时,我希望您能克制这种感情。
可是跟我不一样。”
“谢谢绿川先生提醒。除了这,近期还有那些听起来比较体面些的项目?”
“说起来,有一个,你可能不感兴趣,纯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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