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39章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旁人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转道飞去成都,准备协助蒋介石拉拢川康军阀和胡宗南一道搞所谓的川西会战,企图作最后的生死挣扎。
“局座,”架着眼镜、几近泪眼迷离的周养浩忙紧跑上前,紧扶着舷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兼同乡。
毛人凤闻得呼唤,这才注意到身后送行的人。他从舱口猫出眼,稳稳惊魂未定的神情,朝远处的周养浩和苦着脸、心事重重的徐远举招了招手。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5)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徐远举听了,默默点头,再也没有说什么。
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回到二处后,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中午时分,他们又急忙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徐远举和沈醉都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与案情有关,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哼!”周养浩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周养浩对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而沈醉对他此后也是有意回避。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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