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世界我能行》第44章


计室的工作。这是一份迪克梦寐以求的工作,一种新生活的开始。
这些成年人都对小迪克说过这样一句话:“未来只能靠自己!”就这么一句简短的话,却是小迪克一生取之不尽的财富。
大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事,同学们也一定听说过,在不到30岁的时候,他的听力就渐渐衰退了;后来情况越来越糟,到最后竟发展成两耳失聪!对于一个音乐家,尤其是作曲家来说,就如同飞机失去了双翼。可是,贝多芬没有屈服。他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让命运所压倒!”就是凭着这份对音乐的挚爱、对理想的追求,贝多芬硬是靠着把耳朵紧紧贴在琴板上,去感受琴键的颤动,最终艰难地完成了一篇又一篇不朽的旷世之作。
你们会觉得:“人家是世界级的音乐大师,咱哪有资格和他比呀?乌龟撵兔子——不在一个档次啊!”其实音乐大师不也是从普通人成长起来的吗。只不过命运更多舛,意志更坚韧罢了。
我建议同学们读读小迪克,读读贝多芬,相信会从中找到人生的智慧,感悟一种精神,更会在自己面对生活、面对困难、面对世界的时候,充满自信地笑着说一声“我能行”!
面对命运,你要相信自己。只要树立了人生的目标,你就有了希望。希望,它是所有成就的出发点,也是你走向财富的第一步。
面对命运,你要改变自己。只要有了坚实的行动,你就有了改变。改变,它是所有事物发展的根本,也是你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改变命运,全靠自己!
面对选择——思考比盲从重要
人生第六课:我思考!
张琳是个超棒的女孩,从小学到中学都很出色,在全国和上海数理化各项比赛中获过很多次奖。
1999年,她上高三的时候,可以保送上大学,北大、清华、复旦由她选,但出乎意料的是,她却放弃了保送名额,报考了上海中医学院!
我虽然也很意外,但我相信张琳的选择。
四年后,我去上海开会,见到了张琳,听她讲述了其中的原因。
这时的张琳已不再是当年的“假小子”,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美少女。
“我想当个人文医生。”张琳直率地告诉我,“我记得和你说过我很想做‘知心姐姐’,我觉得社会很需要‘知心’。我发现,有心理疾病的人比有生理疾病的人多。可现在的医生心冷脸冷,很少和病人沟通,这样的结果是有心理障碍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我有了当‘人文医生’的想法。我想,我已经具备数、理、化和外语的自学能力,可没学过中医,于是就选择了上海中医学院。”
张琳接着告诉我:“我大学毕业后,报考了上海中医学院硕士研究生,学伦理学,明年学院要派我去哈佛进修一年。硕士毕业后我想工作两年再读博士。读完博士,有了经验我要当个人文医生,将来有了钱,我要开个私人诊所,实现我的梦想!我希望知心姐姐也参加!”
“好!”听她这么一说,我非常高兴,“我们干同行了!只是你比我的专业知识多,我要拜你为师!”
张琳笑了,笑得真甜:“您说哪去了,您才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很佩服您。”交往十多年,第一次听她称我“您”。
你看,在有名和有用中,张琳选择了有用。她没去追求虚名,而是按着自己的想法,选择了独立和务实。
我是1990年认识张琳的,当时她还是上海一名小学生,才12岁。我们《中国少年报》发起了城乡少年儿童之间的“手拉手”活动,带着京、津、沪、汉四个城市的小记者到湖北大别山区罗田县采访。从上海来了3个孩子:张琳、姜宇秋和陈中崛。
第一眼见到张琳,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穿了条花裤子,留了个男孩子的短发,但却温文尔雅;她性格开朗,无拘无束,却又善良正直。
在采访团的12名小记者中,张琳最出色。
罗田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但因交通不便,至今仍然十分贫穷。
张琳在村子里看到一个小女孩,光着脚,头上却戴着一个漂亮发卡,便问她发卡是哪儿来的。小女孩说她从画片上看到城里孩子都戴着漂亮的发卡,就很想要一个,但是家里没钱买。她便利用暑假的时间上山采药,拿到县里卖了1元6角钱,花了6角钱买了这个发卡,1元钱买了个本子。张琳很受感动,悄悄对我说:“农村孩子真了不起!”
我带一名小记者住在一个叫张正的男孩家里。张正11岁,在乡小读书。我送他一张《中国少年报》。他又惊又喜,双手捧着报纸,用袖子当抹布,把桌子擦了好几遍,才把报纸平铺在桌上,一字一句地读起来,一直到深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又拿起报纸继续看。我叫他出去和小记者拍照,就在按下快门的一瞬间,我突然发现,张正的眼睛没有看镜头,一直盯着那张《中国少年报》。
我真是很感动,忙问:“你见过报纸吗?”
“没有。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张报。”张正小声回答。
“你有书吗?”张琳和小记者们围过来问张正。
“有两本。”张正打开书包,一本是语文,一本是数学。没有一本课外书!
这些从小生活在城市里的小记者们惊呆了。他们自己有多少书报,谁也数不清。张琳马上提出:回去把自己读过的书报寄些来,在张正家办个“小小图书馆”。小记者们全都赞成,这可算是全国最早的“手拉手书屋”了。
回到上海后,张琳、姜宇秋和陈中崛组成报告团,到一所所学校作报告,主题是:“想想大别山吧!”在报告会上,张琳对伙伴们讲:“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抽屉里有多少从没戴过的发卡,床底下堆着多少已经不时髦的但仍然很新的各式各样的鞋?书柜里有多少买了还没看的新书?想想大别山吧!”
张琳是上海红领巾理事会的副主席,她通过红领巾理事会,在上海团市委的支持下,在全市发起了“一本书寄友情”活动,号召上海市的少先队员每人为贫困地区小伙伴捐出一本书。结果短短三个月时间,上海市100万少先队员就捐出了218万册书!
我还专程到上海采访,听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贫困地区的小伙伴们收到这些书,激动坏了!一个农村小学校的师生们,跑到黄土高坡上,手捧漂亮的课外书,朝上海方向高喊:“感谢上海的小朋友!”
上海少先队员的做法,一下就推动了全国少年儿童的“手拉手”活动,“赠书交友”、“读书交友”、建“手拉手书屋”的活动在全国各地展开了,数以亿计的图书、报刊通过城市孩子的手,送到边远、贫穷的山村。
你看,在独享和分享中,张琳选择了分享。
1991年,张琳荣获中国好少年创造奖。暑假的时候,中国少年报社在深圳组织了“明天会更好”中国好少年夏令营,30多名中国好少年和全国“十佳”少先队员候选人参加,想借此考察一下“十佳”的实际能力。各地营员都是由老师或家长带送到深圳的,只有张琳是自己一个人从上海乘火车到深圳。
我问她:“一个人坐火车害不害怕?”
张琳说:“不怕。依赖大人还是独立做事,我选择独立。独自做事的感觉真好!”张琳告诉我,10多岁时,她就拿着妈妈画的地图,跑遍了大上海。光自然博物馆就去了三次,有一次,她还自己买车票带小记者去青浦灾区采访呢!
1991年10月,张琳当选为第二届全国“十佳”少先队员,一个人来北京开会。
一见面,她便笑着对我说:“没买到卧铺票,我跑到餐车上,和餐车长说明情况,餐车长让我在餐车里坐了一夜,这回可好了,读了一晚上英语,真过瘾!”
“你快成独立大队长了!”我笑她半天,心里实在喜欢她!今天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独生子女,多么需要张琳这种独立精神呀!
你看,在依赖和独立中,张琳选择了独立。
“十佳”少先队员要在中南海礼堂作报告。我担任“十佳”队员报告的辅导员。
“十佳”队员个个优秀,可大会时间有限,不可能每个人都发言,但这样难得的机会,谁也不愿意放弃,怎么办呢?
私下里我和张琳商量,想听听她的意见。
张琳坦率地说:“我不讲了,把机会留给别人吧!”
最后,我建议由张琳担任报告团的主持人,领导同意了。
张琳认真地作了准备,她用串词,把每个人都作了介绍。当介绍到南京市聋女周婷婷时,她让全场的听众用双手堵住耳朵,然后轻轻地说:“请大家体验一下,假如你是聋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你的感受会怎样?……而周婷婷从小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
全场鸦雀无声,大家不仅被周婷婷深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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