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奇》第40章

我会挑来做丈夫的，始终是郭靖。虽然倪匡嫌他蠢，又拒绝把他列为上、中、下等的任何一等，而以‘无可置评’言之，我却认为郭靖是最佳丈夫人选。因为他一不会看别的女人，二不会说谎，三不会行差踏错，四又武功超卓，既不会背着我作怪，亦可以处处保护我，又肯听老婆话，还容易被老婆骗倒，放在家里，十分之有安全感。
我最心爱的人，当然是杨过，不过此人不可以当丈夫，一旦叫他扮了丈夫的角色，便没有浪漫可言。我会要他做一生娶不到我，但却一生爱我的人。这个人一定要在我婚前认识，不然便显不出他的悲苦、反叛和一往情深。
段正淳这到处留情、甜言蜜语的家伙，我会要他做婚后情人，隔两年见一见，荡气回肠一番。不过，此人不可当作固定情人，不然会被他的拈花惹草气死。
段誉我也喜欢，这人心地又好又殷勤，做女人跟班最适宜，又因他纵使痴情吃醋，也从不骚扰对方，心中无恨，温善可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佳。
我并不贪心，金庸笔下诸大侠，我只挑这四个，各有用途，妥当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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栩栩如生
金庸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
创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
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
汉字是象形文字。美国诗人庞德说“汉语天生是诗的”。但是，就在庞德说此话时，中国的傅斯年先生正慷慨激昂地说：汉语是野蛮的，应该废止。中国的落后，是因为汉语的野蛮（大意如此）。
时为1919年。
然而，汉语并没有消失，在中国在海外，十几亿华人仍然使用汉语。
不过，汉语的味道开始变质。她从前是“天摄人治”，极其玲珑活泼，而“五四”以后，西洋语法的侵入，出现了所谓的“欧化语”，不中不西，不土不洋，读来感到乏味，让人倒胃口。许多新文艺作家都有这样的毛病，时代风气如此，怪不得谁。
金庸是个天才，他运用地道的中国文学语言。“金庸小说的文字，是绝顶高超的中国文字。”（倪匡语）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生命，是意识，是存在的屋宇。”其实，语言也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是一个民族集体意识的仓库。
金庸的语言文字，激活了中国文字在现代的再生力，重新展现了汉字的意韵。
且看《笑傲江湖》第十四回中桃谷六仙的一段对话：
终于有一人道：“咱们进去瞧瞧，到底这庙供的是什么臭菩萨？”五个人一拥而进，一个人大声叫起来：“啊哈，这里不明明写着杨公再兴之神，这当然是杨再兴了。”说话的乃是桃枝仙。
桃干仙搔了搔头，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又不是杨再兴。原来这个杨将军姓杨，名字叫做公再，唔，杨公再，好名字啊好名字。”桃枝仙大怒，大声道：“这明明是杨再兴，你胡说八道，怎么叫做杨公再。”桃干仙道：“这里写的是杨公再，可不是杨再兴”。
桃根仙道：“那么兴之神三字是什么意思？”桃干仙道：“兴之神三个字难道是我写的？既然不是我写的，我怎知是什么意思？”桃叶仙道：“兴，就是高兴，兴之神，就是精神很高兴的意思，杨公再这姓杨的小子，死了有人供他，精神当然很高兴了。”桃根仙点头道：“很是，很是。”
桃花仙道：“我说是这里供的是杨七郎，果然不错，我桃花仙大有先见之明。”桃枝仙怒道：“是杨再兴，怎么是扬七郎了？”桃干仙也怒道：“是杨公再，又怎么是杨七郎了？”
桃花仙道：“三哥，杨再兴排行第几？”桃枝仙摇头道：“我不知道。”桃花仙道：“杨再兴排行第七，是杨七郎。二哥，杨公再排行第几？”桃干仙道：“从前我知道的，现在忘了。”桃花仙道：“我倒记得，他排行也是第七，所以是杨七郎。”
桃根仙道：“这神倘若是杨再兴，便不是杨公再，如果是杨公再，便不是杨再兴。怎么又是杨再兴，又是杨公再？”桃叶仙道：“大哥你有所不知。这个再字，是什么意思？再，便是再来一个之意，一定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所以既是杨公再，又是杨再兴。”余下四人连连点头，都道：“此言甚是有理。”
突然之间，桃枝仙又说道：“你说名字中有一再字，便要再来一个，那么杨七郎名字有个七字，该不是要再来七个？”桃叶仙道：“是啊，杨七郎有七个儿子，那是众所周知之事！”桃根仙道：“然则名字中有个千字便是生一千个儿子，有个万字，便是生一万个儿子？”
这段废话连篇，人看人笑，百读不厌的文字，我们若尝试着将其中一个字删掉，看看语言还通不通，或者文气还顺畅不顺畅？
将汉字锤炼到这等程度，实属不易。尤其，金庸写情、写景、写谐、写怨、写世态、写江湖、写官场……均能活灵活现，则更属不易，实在是非超一流高手所不能为。
他的许多章节和片断，真如神来之笔，使人赞叹不绝，回味不已，只可惜不能在这里一一举出。
没有人物，便不成小说。
人物立不立得起来，视乎作家对于人生观察、体验的深浅，以及他的笔力如何。
《红楼梦》流芳百世，重要原因在于里面的人物令人百谈不厌，林黛玉、薛宝钗、贾宝玉、贾政……等等，个个都蕴含着人性中某种普通相，仿佛在我们生活中到处能见到，感觉到。鲁迅的声誉与阿Q的成功也不无关系。
金庸也塑造了一些永远值得人们谈论而且永远谈论不尽的人物，如同《红楼》、《三国》、《水浒》等作品中的某些人物，深入人们的心中，成了某种性格或行为的代名词。
男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小龙女那样的女孩”，“我喜欢黄蓉那样的女孩”。
女孩子们也许会说：“我喜欢杨过”，“我喜欢郭靖”，“我喜欢令狐冲”。
还有韦小宝、段誉、乔峰、王语嫣……
还有周伯通、张无忌、周芷若、胡斐……
每一个人物都代表一种命运；
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情缘；
每一个人物都是一面镜子；
每一个人物都如同一出戏剧。
金庸认为，在人物刻画方面除了好看之外，还应能令读者感动和难忘，印象深刻而鲜明，因为小说旨在反映人生，而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金庸的心怀是宽厚而悲悯的，对笔下人物从不简单地划分为“正”、“邪”、“善”、“恶”的类别。那些反派人物没有出现时，江湖上一片谴责之声，但当他们真正出现时，总让人觉得他们仍有可爱的地方，并非一无是处，无法完全否定。而正派人物也具有各种弱点，从而使他们显得更为有血有肉，真实可信。“这个社会上也很难讲谁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或坏人，坏人身上也会有好的成分，好人身上也有坏的成分。……作者考虑的是真实的问题。”（金庸语）
没有绝对的“善”，也没有绝对的“恶”。在金庸的书中，即使一个公认的“恶人”，在从事一项“恶事”时，他也可能是出于他自身相当充足的理由，或可笑或可气或可悲或可恨。而所谓的“好人”，哪怕是出于“善”的动机也不一定能得出“好”的结局或效果。
所以，金庸笔下的人物，很少是单纯的好人或坏人。他洞察了人性的全部奥秘，以及人性自身的冲突和矛盾。他以一种宽容的态度，理解的态度，来描述冥冥众生。在这一点上，金庸的作品绝不是那些“通俗小说”可以比拟的，也不是一般的所谓“严肃文学”可以涵盖的。
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家的责任，就在于告诉人们，生活不是像他们所看到的那样，不是的，在生活的表象下，有着不可言说的复杂性，超越我们一般伦理、法律等的判断。
金庸无疑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此种责任。仅一个韦小宝，就很能说明问题。韦小宝在读者的心目中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一是认为韦小宝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另一个说法是韦小宝是十足的无赖混蛋。其实，韦小宝就是韦小宝，是一个容纳了历史感很强的中国人性格的人物。无法以伦理标准去评判这么一个美学形象。这个形象本身涉及的问题恐怕与中国儒释道文化对于人格的塑造，中国人的民族性诸问题相关，足以写一本专著来探讨。
就人物的塑造而言，也断断不能将金庸的作品归入一般的通俗文学之列。从塑造人物的功力来看，金庸的小说绝对是大师的手笔，是真正的文学。
一般的通俗小说中，好人与坏人，正派与反派，善与恶，是与非，泾渭分明，不容混淆。但是在伟大的作家笔下，却不是这样，生活中的全部复杂性被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