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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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日本留学开始，他一次又一次地压制住沮丧的情绪。重新上路去开辟通途。可是，三十年跋涉下来，竟还是落入此路不通的困境，他的奋斗意志再坚韧，恐怕也难以为继吧。他内心的创伤已经那样深刻，种种颓唐、猜疑的病态情绪，一直在心头翻腾不已，再添上“左联”内江这么个碰壁的大刺激，他几年来苦苦营造的奋斗者的心态，自然就会开始崩坍。越是看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他就越不自觉地要往魏连殳式的思路上退缩。不但看清楚民众的“虚伪”，重新用大力鞭挞他们，也不但厌恶成仿吾和周扬那一类共产党人，公开和他们拉开距离。他这厌恶的范围还日益扩大，有时候简直是要网住他见到的多数文人和青年了。
他加入“左联”的最初两年里，常常指摘北京的文人。他多次批评未名社的几位年轻成员；也用了刻毒的语气，在私人通信中贬斥当年办《语丝》的一批老朋友。他对胡适的不满，也在这个时候公开爆发，不但在北京对大学生演讲时，直截了当地指斥胡适，还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文章，接二连三地攻击他。倘借用当时那“京派”、“海派”的名称，你可以说他正是背靠“海派”，一径向着“京派”开火。可是，他这个姿态很快就变了。一九三二年冬天他从北京写情给许广平，对京沪两地文人的评价就几乎翻了个个：“此地人士，似尚存友情，故颇欢畅，殊不似上海文人之反脸不相识也。”２４半年以后更忿忿他说：“我与中国新文人相周旋者十余年，颇觉得以古怪者为多，而漂聚于上海者，实尤为古怪，造谣生事，害人卖友，几乎视若当然，而最可怕的是动辄要你生命。”２５掷向“海派”文人的愤怒，是明显超过了对“京派”的不满。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他不但和周扬那些人越闹越僵，与别的人也屡起冲突。譬如为了办《译文》，就和生活书店的邹韬奋、胡愈之等人大吵一架，不欢而散。到一九三六年，“左联”解散以后，他又对傅东华、王统照这样一些态度相当温和的作家，甚至对茅盾，也渐生不满，在给朋友的私人通信中，就屡次用严厉的口气，将他们和周扬排在一起，依次批评过来。说起来，邹韬奋们也好，王统照们也好，可以说是文学和文化界中，除共产党之外，在社会政治立场上与他最接近的人，他对他们都心存疑虑，也就很难再找到别的同道了。不但常常怒视周围的文人，他对青年的态度，也和几年前明显不同。先前对廖立峨那样的人，他是那样宽：容，可现在呢，遇见向他求助的青年，倘若口气过分一些，他就会直言拒绝，措辞还相当不客气。连对关系相当。密切的青年朋友，只要有了不满，也会给他看严厉的面色。譬如叶紫，就因为问鲁迅为什么不给他回信，而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现在特地声明：我的病确不是装出来的，所以不但叫我外出，令我算账。不能照办，就是无关紧要的回信，也不写了。”２６他甚至断言：“今之青年，似乎比我们青年时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构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舔掉血迹，至多也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２７他这是说得非常坦率，文人也好，青年也好，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心力，再继续像先前那样信任他们了。
自从一九三０年五月迁出景云里，鲁迅一直过着一种半禁闭的生活。他没有离开过上海一步。有一次，朋友劝他换个地方疗养身体，他竟声调激越地反问：“什么地方好去疗养？！”２８活现出一股困兽般的烦燥。就是在上海、他的生活范围也很狭窄。除了去居处附近的内山书店，他平常很少出门。也极少去公园或别的什么地方游玩，他家附近就是虹口公园，却一次也没有去过。有时间在夜间出门看一场电影，便是重大的消遣了。每天的大部分时间，不是坐在写字台边写，就是躺在藤靠椅上看，文字几乎成了他朝夕相对的唯一伴侣。请想一想，像他那样从小就性情活泼的人，就是再喜欢案头生涯，要他老是过这样一种生活，也势必要觉得憋气吧。他当然可以自我譬解，说这是为了社会和文学的进步，必然要付的一种代价，但是，惟其如此，同一营垒中的关怀，文学界中的朋友的情谊，青年一代的热烈的关注，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对他的精神的补偿，是对他的牺牲价值的证明。可是，他实际收获的，偏偏是孤独和寂寞。他同辈的老朋友，除了极个别的人，大部与他疏远了；年轻的朋友中，也少有真让他放心的人。虽然不断地总还有人去找他，他却看得很清楚，他们多半是有求于他。那种与知心友朋品茗饮酒，率性而谈的热烈气氛，他是难得再亲身浸润了。他忍不住向人叹息：“向来索居，近则朋友愈少了，真觉得寂寞。”２９偶尔有东京时代的老朋友来访，他更是免不了抓住他诉苦，详细叙说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３０一九三六年九月，两位年轻的日本姑娘慕名去拜访他，他更不由自主地显出特别热烈的愉快和欢迎，直到许广平递给他体温表，他拿着往嘴里送的时候，还在不停他说话；她们起身告辞了，他却一再挽留，还说要送杂志给她们——我简直能够想象出他当时的殷切的神情，在那背后，正隐藏着对于孤独寂寞的深深的恐惧。
付出了蛰居囚笼式的生活代价，却换来比当年在绍兴会馆更加难捱的孤独和寂寞，当夜深人静，独坐桌前的时候，他会怎样想呢？一九三五年秋天，他吟出了这样一首诗：“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３１身外是肃杀和萧瑟，心中是无可归依的惶惑，星斗已经西斜了，却还听不到报晓的鸡啼，他是深深陷在一种前途渺茫，身心疲惫的沮丧情绪了。也就在写这首诗的同时，他对一位日本朋友说：“近来不知是由于压迫加剧，生活困难，还是年岁增长，体力衰退之故，总觉得比过去烦忙而无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