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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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我们都成为第五类分子，不便来往，彼此就不相闻问。不过，有一段时候，朱梅馥和我老伴都被居委会动员出去办托儿所，她们俩倒是每天在一起，我因此便间接知道一些傅雷的情况。
1961年，大家都蒙恩摘除了“帽子”，可以有较多的行动自由，于是我又常去看他。他还在译书，而我已不干这一行了，那几年，我在热衷于碑版文物，到他那里去，就谈字画古董。他给我看许多黄宾虹的画，极其赞赏，而我却又有不同的意见。我以为黄宾虹晚年的画越来越像个“墨猪”了。这句话又使他“怒”起来，他批评我不懂中国画里的水墨笔法。
1966年8月下旬，我已经在里弄里被“示众”过了。想到傅雷，不知他这一次如何“怒”法，就在一个傍晚，踱到他门口去看看。只见他家门口贴满了大字报，门窗紧闭，真是“鸦雀无声”。我就踱了回家。大约在9月10日左右，才知道他们两夫妇已撒手西归，这是怒庵的最后一“怒”。
我知道傅雷的性情刚直，如一团干柴烈火，他因不堪凌辱，一怒而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和他虽然几乎处处不同，但我还是尊敬他。在那一年，朋友中像傅雷那样的毅然决然不自惜其生命的，还有好几个，我也都一律尊敬。不过，朱梅馥的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
傅雷逝世，其实我还没有了解傅雷。直到他的家书集出版，我才能更深一步地了解傅雷。他的家教如此之严，望子成龙的心情如此之热烈。他要把他的儿子塑造成符合于他的理想的人物。这种家庭教育是相当危险的，没有几个人能成功，然而傅雷成功了。
傅雷的性格，最突出的是他的刚直。在青年时候，他的刚直还近于狂妄。所以孔子说：“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傅雷从昆明回来以后，在艺术的涵养，知识学问的累积之后，他才成为具有浩然之气的儒家之刚者，这种刚直的品德，在任何社会中，都是难得见到的，连孔子也说过：“吾未见刚者。”
傅雷之死，完成了他的崇高品德，今天我也不必说“愿你安息吧”。只愿他的刚劲，永远弥漫于知识分子中间。
洁白的纪念碑……读《傅雷家书》…刘再复
一
翻译家死了，留下了洁白的纪念碑，留下了一颗蓄满着大爱的心。
二
纯真得像孩子，虔诚得像教徒，比象牙还缺少杂质。
三
把全部爱都注入洁白的事业，像大海把全部爱情都注入了白帆。
四
莫扎特的曲子中醉了，因为畅饮了善的纯酒。能在善里沉醉的人，才能在恶的劫波中醒着。
五
雪，任凭风的折磨，雨的打击，总还是一片洁白。
六
人的意志可以把雪抛入泥潭，但不能改变雪的洁白的颜色。
七
我爱默默的白塔，翩翩的白鸽、白鹤与白鹭，但更爱洁白的、不被尘埃污染的心怀。
八
比诗还令我泪下，比小说还动我情感，比哲学还令我深思。征服人的心灵的，是心灵本身。
九
心灵是文学的根抵。伟大的文学仰仗着心灵的渗透力，把高洁的芬芳注入世界。
十
未能发现心灵的潜流，只能盘桓于文学的此岸，感慨彼岸他人笔底的波澜。
十一
是时代的镜子。显示着一代天骄怎样闪光，怎样凋残，怎样怀着忠诚，至死还对故土唱着亡我的爱的恋歌。
十二
是心灵的镜子，照着它，能使人纯洁，使人文明，离兽类更远。
十三
对着洁白反省，才能清醒地淘汰一切不洁白。
十四
如果我们的土地容不得这样的真金子，那我们的土地一定是积淀了太多的尘埃。
十五
不懂得珍惜水晶心，那是真正的不幸。
十六
碎物的珍珠不是悲剧，毁灭心的珍珠才是悲剧，被毁灭的价值愈高，悲剧就愈加沉重。
十七
应当为失去江山国土而忧愤，也应当为失去洁白的心灵而忧伤。
十八
正直的战士，保卫着祖国的森林、海洋、城廓和田野，也应当保卫洁白的心灵和智慧的前额。
十九
纪念碑飞翔了，洁白复归了，我感谢春天母亲的情怀，她懂得爱，懂得珍爱那些和自己的乳汁有着一样颜色的儿女。
赤子之心…傅聪谈傅雷
北京饭店长长宽宽的走廊里，冯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寻着傅聪的房号——我们相约，在他养病期间作一次长谈。门开处，傅敏迎了出来，床上坐着微笑着的傅聪。这是一次尽情的畅谈。对祖国深深的爱、淡淡的愁，对人生的思考与探索，对艺术的挚爱与追求，对父母的思恋和怀念……。沉静的傅聪竟是那样容易激动；以音乐为生命的他，却具有一副哲学家的头脑。记得一篇文章的开头两句话：“傅雷是傅聪的爸爸，傅聪是傅雷的儿子”。是的，同是那样的一颗赤子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
晓：《傅雷家书》已由三联书店出版，您有些什么想法，愿意向读者讲些什么吗？
聪：父亲一故世，欧洲就有好几个杂志的负责人问我这批书信，因为在国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给我写了许多信，我那时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个出版社多次问我，愿出高价，我都拒绝了。原因是我觉得爸爸的这份家书是有永恒性价值的，是一个很特殊的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见证，我不愿让它成为任何一种好意或恶意的政治势力的工具。现在由三联书店来出版它，我高兴，但有时也有些doubt。
冯：疑虑？
聪：这词不好翻，不是对某个人、某件事的疑虑，而是自己思想上的东西。格不同，难翻。我爸爸是个赤裸裸的人，不仅对我，对朋友也这样。心里怎么想就怎么写，他的内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来了。但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写的，都带着当时的时代气氛和他的心境、情绪。虽然他一直是坐在书斋里的人，但从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当时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的。不过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可能会很不同了。
晓：那是反映了当时条件下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聪：这些信的价值正在于此。我刚才说我还有些doubt，就是说他在某个时期对自己作了相当多的解剖，自我批评，现在看，有一些可能还要回到原来的认识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会上去，看到了整个国家轰轰烈烈的建设景象，深受感动，又说看到了许多解放战争、革命战争时期的小说，补了课，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够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认识是书生之见。可是我觉得他原来的这个见解却是对的。经过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是不行的，不择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许我有点杞人忧天的doubt。因爸爸在国内文艺界有一定声望，大家尊敬他，这些家书出版后，会不会对有些内容不能真正从本质上去了解，而只从表面上去看？
晓：人们会理解的。在当时，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对我们党和国家的那种虔诚，那种热爱。他急于要跟上新的时代，急于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时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样一种真挚的感情。
聪：也许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认为一切信仰没有经常在怀疑中锤炼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觉得我们知识分子对造成现代迷信也有责任，知识分子应该象鸟，风雨欲来，鸟第一个感受到，知识分子是最敏锐的，应该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可是我们也参与了现代迷信，没有尽到知识分子的责任。爸爸说过：“主观地热爱一切，客观地了解一切。”我觉得这还不够。中国为什么走这么大的弯路？正因为中国人太主观地热爱一切，而不客观地多作怀疑，多怀疑就不会盲目闯祸了。爸爸基本上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说的“了解一切”，就包括怀疑。了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怀疑，先要提出问号。他在一封信里说，“我执着真理，却又死死抱怀疑态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会使我们停滞，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