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第8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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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给予我们的许多是身教，父亲爱憎分明，情感强烈，他对我们的教育不是教条式的、口号式的，但这样的教育却是扎到我们成人的根子里的。
记者：您说您的父亲教育你们首先要好好做一个人，您能不能具体地说说这种要求。而您的父亲又是怎样影响你们的？
傅敏：从小父亲就教给哥哥和我许多古典诗词，父亲亲自编了国文教材，选录的国文都是讲做人的道理，像陶渊明的文章、李杜的诗篇。父亲要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赤子之心的人。父亲从不鄙视任何的劳动者。他说做人做好了，哪怕是个皮鞋匠都没关系，否则就连个皮鞋匠都做不好。父亲对我们的教育影响更多来自于身教。这是言教所不能达到的。比如说做事为人的认真。50年代，他有一阵子迷上了摄影，显影药、定影药，父亲都是一克克称准，照片要放大，父亲就用尺子细细地量。父亲爱养花，他对待每一盆花，都很认真细致，看到有嫁接的介绍，他就自己去实践。父亲就是这样，哪怕一点点小事、小细节，他都很认真地对待。他要求我们做到的，绝对是他自己做人的风格原则。这是我们兄弟两个成长中得到的最大的教益。我的母亲曾经在信里这样夸赞我的哥哥：“从各方面看，你的立身处世都有原则性，可以说完全和你爸爸一模一样。对黑人的同情，恨殖民主义者欺凌弱小，对世界上一切丑恶的愤懑，原是一个充满热情，充满爱，有正义感的青年应有的反响。你的民族傲气，爱祖国爱事业的热忱，态度的严肃，也是你爸爸多少年来从头至尾感染你的……”事实上，这也可以说是我母亲在和我父亲这么多年相濡以沫中，她对我父亲人格最真实的感受。
记者：那么以您父亲这样严谨的性格，你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对父亲是不是有敬而远之的感觉呢？
傅敏：尽管父亲自己在翻译界、艺术界有很高的地位，但他在家里从来就不是高高在上的，他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对家人的爱是很细腻很具体的。他会用蝇头小楷细细的抄下《艺术概论》的全文来给他的孩子作为艺术教材。每当我的哥哥要弹奏什么世界名曲，我的父亲总是提前为他准备好许多关于作者和曲子的背景材料，很多是从法文直接翻译过来的。做这些工作，我的父亲是在他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翻译工作之外挤出时间来的，有时甚至是拖着沉重的病体。我觉得我的父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父亲，他嘴上不会多说，但他在行动上，在《家书》的字里行间表达了一位父亲最热烈、最真挚的爱。
他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地，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很重要的一种教育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
记者：您和您的哥哥，一位是世界闻名的音乐家，一位是出色的外语特级教师，应该说除了基本的人格塑造以外，您父亲也培养出了两个优秀的人才，那么在具体的技巧训练上，您的父亲又有什么独到之处呢？
傅敏：我觉得我父亲在培养我们两个成才中，他最成功的做法就是鼓励、启发我们自己去思考去解决问题，他教育我们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自己的思想。这是他对我们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一种观念，也是他经常实践的一种方式。记得，我们小时候在学习国文或外语时遇到问题了，父亲从来不会给我们直接的答案，或是把我们的错误纠正了就了事，而是让我们去一边自己思考，过一会儿再让我们说出自己的认识，如果不对，就继续思考，到自己能认识满意为止。现在素质教育提得很多，内容也很多，我的理解是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维是第一位的。事实上，现在的教育越来越侧重灌输，思考的余地太小了。
音乐流水席——三两主题，无数变奏…庄裕安
套一句文艺腔说，“人生是一首歌”，如果换成《傅雷家书》的讲法就更令我服膺，“人生的苦难，theme主题不过是这几个，其余只是variations变动而已”。提到音乐与人生，如果有人不耐烦于节奏、和声、旋律、对位的点点滴滴，一定要单刀直入来破题，我愿意把人生简化成为主题和变奏的曲式。
纯粹的音乐就是造型艺术，可以把主题动机、发展变奏和再现一一拆卸，入迷的爱乐人也能玩模型飞机。我最喜欢拿耳熟又叫不出名的主题，考倒我的朋友来与君同乐，要是我会玩乐器和作曲，宁可把自己关在房子里玩一整个下午的变奏。我希望全中国的小孩接受音乐启蒙时，不要以为音乐是用来指导人生的，即使在二三十年以后，音乐果然指导起人生。
多数人以门禁森严的乐理为苦，我反而觉得因为乐理而使古典音乐平民化，它正展现来者不拒的有容乃大。举凡抽象的艺术都需要具象的界说，像戏剧的“三一律”或诗的“音步韵脚”，一般人只要懂得欣赏的规矩，哪里用得着像创作者那般剔透。通才教育的中小学音乐课程，已经提供欣赏古典音乐足够的乐理养分，只是被升学教育开成“地下铁”。平常人只要能辨认提琴族、管乐族，各家兄弟妯娌的音色，再搭配一套邵义强先生的名曲解说，就可以算是入了门，先不必追究“史特拉第发利”和“瓜奈里”小提琴的同体异质。
巴赫时代披星戴月去听某位名家演奏管风琴，跟现在跨国预约隔年萨尔茨堡音乐节门票，其精神毅力是有些类似。从前要听交响曲可真劳民伤财，室内乐还可能呼吆凑数，留声机的发明几乎改变音乐本质。音乐本来是时间的艺术，唱片却改造它稍纵即逝的特点，时间能够复制和保存，大大提升演奏家的知名地位，我们几乎遗忘了上个世纪的大指挥家，但“卡拉扬学派”肯定要流传到下个世纪。唱片的通行，使音乐接近书籍的个性，有文摘、选辑、改写各种式样的版本，谁会静下来毫不间断听一首布鲁克纳１００分钟的交响曲？
精致艺术的推广，往往会沦于破坏，因为急功近利的手段，而扭曲崇高的本质，这个课题已不局限音乐文学，早扩充成整个地球人类的文化生态问题。每个年代都修正一小步，往往造成极可怕的偏航，引发的不是可逆的物理变化，而是不可逆的化学变化。看过电影《安娜·卡列尼娜》，可能让人误以为亲炙了托尔斯泰精神，听到“台北的天空”和“平均律”的混合编曲，也可能让人误以为接近了巴赫精神。我愿意设想导演和编曲者原是良心诚意，可是抽象的事物一定要具象表达时，明喻只会摧毁音喻的含蓄。
《傅雷家书》又提及，“雅俗与胸襟往往带先天性的，后天改造很少能把低的往高的水平上提”，原本在书上讲的是交友处世，如果附会弗洛伊德学派的某些主张，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