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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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起草者
找到适合一个民族的社会规范需要的是超人的智慧。如此的智慧要能够观察到人类的情感而又不卷入其中；它要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本性但能完全了解其实质；它的幸福要与我们无涉但要愿意为我们着想；最后，它必须到遥远的未来去寻找它的荣耀，苦苦今世的劳作，以为后世的结果【原注１】。大概，只有神氏才能为人起草宪法了。
为了定义一个政治家和王者，帕拉图基于权利在他的对话录《国家公务员（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ｍａｎｓ）》中进行了推理论述，而卡里古拉大帝也以事实对之求证；但是如果伟大的统治者都非常地稀少，我们又能对伟大的宪法起草者说什么呢？宪法起草者要勾画出一份蓝图，而统治者不过是亦步亦趋而已。宪法起草者是机器的工程师，而统治者是机器的组装操纵人；孟德斯鸠说，当一个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的领袖建立了机构，其后，是这些机构为共和国产生新的领袖。
任何人要勇敢地承担起组织一个民族的使命，他就要有能力，这么说，改造人性；他要把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改造成更大的整体的一部分，从中个体在某种意义上获得他的生命和存在；他要解构人的组成方式以改良增强其力量；他要把天赋的物质上独立的存在代之以部分道德的存在。一句话，他要能够剥夺人的所有而回馈以他从所未知的崭新力量，这种力量必须没有集体就无力施为。这种自然资源的剥夺越是彻底，回馈的力量就越巨大而持久，而新生的机构就越强大而完善。如果公民没有集体中的他人就变得一无所成渺小无力，如果整体获得的资源大于或等于所有个人的自然资源的总和，立法也就达到了最高度的完美。
宪法草起人在所有方面都是国家中非凡的人物，不论是他的才华还是他的功能。这种功能既不是行政也不是主权。它勾画了国家的机构，而不能在此机构中起任何作用。它的功能之超脱独立和人类的主宰无甚瓜葛，因为，治人者不能制法，反之，制法者也不能治人；否则，他的法律就会为他的私人情感控制，往往要维护他的不公，他也就永远不能防止其制法工作为其个人目的所沾污。
当莱科古斯为他的国家制宪时，他得先让出了王位。大部分的希腊城镇习惯上请外来者为他们制宪。现代意大利的诸共和国就依此榜样；日内瓦也发现此法相当有利【原注２】。在罗马的辉煌之下，它可是不断地卷入暴政独裁的旋涡而处于消亡的边缘，只因它的制宪权力和主权权力握在同一双手里。
但是十人委员会【译注１】自己可从来都没有宣称拥有立法权。他们对人民说，“没有你们的同意，我们的提议就不能成为法律。罗马人，你们自己必须是法律的作者来保障自己的幸福。”
勾画草起法律的人不能也不应有立法的权利。就算他有此意愿，人民也不能放弃自己不可转移的权利，因为，根据基本公约，只有一般意志能强制个人，决定个人意志是否和一般意志相吻合只有诉诸于全民自由表决。我以前说过此话，再重复一次并不多余。
因此，在宪法草起人的使命中我们发现两种不相容的东西：超出人的能力的事业，和缺乏付诸实施的权威。
还要注意另一个难题。如果智者要用自己的语言而不是普通人的语言对他们说话，他是不能让他们理解自己的。很多理念都无法翻译成普通的语言。太一般的概念太遥远的目标都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能力。每个个体是不会想要一个和其私利毫不相关的政府的，他也就很难看到他从好法不断强制的损失中能够获得什么好处。为了人民在形成之初就看到成熟的政治原则，接受治国方略的基本统治，结果就必须成为原因：本应由新的社会机构产生的社会精神必须在机构诞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在法律诞生前人民就得已经成为该法的治下之民。因为宪法草起人并没有任何权威或理由，他就只得诉诸另一种不必强制不必说服的权威力量。
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世纪的立国者都不得不乞告上苍的力量并把自己的智慧说成是神的旨意，如此人民才会如服从自然般臣服于法律的统治，承认人的权力一样接受政体的权威，从而自由地服从并温顺地承担起公共福祉的锁链。
宪法草起人把此种超出普通人掌握的神圣的要求，放在不朽的神的口中，以神权来引领这些因人类自身审慎本不为所动的人民【原注３】。但是并不是任何人想通过神说话就能说话的，哪怕是让人们相信自己是神的诠释者。宪法草起人心灵的伟大才是使他的事业成就的真正奇迹。任何人都可以去刻一个石板，或收买一个神谕，或冒充和某些神氏的沟通，或训练一只鸟儿来对着他的耳朵喃喃低语，或寻找其他骗人的粗糙方式。限于如此方式的人大概只能组织起一群傻瓜，而不能建立起一个帝国，他愚蠢的发明会很快随他而消失。刁虫小技可以产生一些暂时的纽带，只有智慧才能使其持久不衰。流传至今的犹太法律，还有已统治了半个世界达十个世纪的伊斯梅尔【译注２】后嗣的法律，仍还显示着其草起者的伟大；深刻的哲学家和盲目的平民可以把他们看成是幸运的骗子，而真正的政治智慧会在其制度中崇拜这些伟大强力而成就深远的天才。
我们不能象沃博顿（Ｗａｒｂｕｒｔｏｎ）那样从此得出结论认为政治和宗教在我们当中有着相同的目标，而应该看到在民族形成的第一阶段，一个被用作是另一个的工具。－－－－－－－－【原注１】只有当立法开始衰落时，人民才开始知名于世。我们不知道在希腊人开始注意斯巴达时莱科古斯的系统已使斯巴达人受益了多少年。【原注２】那些只知道凯文（Ｃａｌｖｉｎ）为神学家的人并没认识到他的真正天才。他为制定我们明智的法律所做出的极大贡献，并不比他的著作《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的光荣有任何逊色。不论革命的时代会带给我们宗教什么东西，只要爱国和自由的精神不灭，对这个伟人的记忆就会永远受到祝福。【原注３】‘说真格的，’马基维利说，‘在世上任何国家，卓越的立法者都无一例外地诉诸上帝的力量；否则，他们的法律就会无人接受：有很多好的法律，它的重要性立法者是知道的，但这并不是充分的理由使他能够说服他人对之服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Ｌｉｖｙ》第五册第十一章）【译注１】Ｄｅｃｅｍｖｉｒｓ，公元前４５１－４５０年罗马十人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负责立法事宜。公元前４４９年，它公布了罗马第一部明文法，被称为《十二铜表法》。《十二铜表法》从公布之日起便深受非难，十人委员会也因其恶法而最后解散。（小蚂蚁《罗马人的故事》）【译注２】先知默汗墨德。
《社会契约论》第二册第八章
人民
兴建华厦，建筑师就得勘测其地基来决定它能否承受华厦之负载。同样的，聪明的制宪人并不会一开始就写成一部只是本身不错的法典，他要首先研究这部法的统治对象是否有能力支持它。这就是为什么帕拉图拒绝为阿卡迪安人（Ａｒｃａｄｉａｎ）和萨仁尼安人（Ｃｙｒｅｎｉａｎ）制宪，因为两者都太富了而不能容忍平等；科莱特（Ｃｒｅｔｅ）却有着好法和坏人，因为汨诺【译注１】只是用法来训戒充沛着邪恶的人民。
世上成千的民族都不能接受好的法律，有些能够接受法律的民族也只是在其历史的短暂时期具有这种接受法律的能力。大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