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第57章

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人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
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驯。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
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惹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
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
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brandhuber）表现在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Raynoch）的《母与子》（Matka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
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阿来克斯立在一个玻璃橱前面。橱里，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刺号码的工具，”阿来克斯愤恨地说。“每一个人来到营里，带的东西给抢光以后，手臂上先给刺一个号码，然后照三张相，自然是穿着条纹的囚衣照的。我们都是这样地开始了集中营里的生活。这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说明。”他掉过头把房里的一些画和一些图表指给我们看。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十二点钟开始“点名”，需要四十五分钟，“点名”以后，有一刻钟喝汤的时间，就只有一点汤。阿来克斯告诉我们说，一碗汤给五个人喝，而且这些人早晨六点钟只喝过一点冷咖啡。喝了汤就得开始唱歌了。他们被强迫着唱他们不懂的粗俗的德国歌。要一直唱两个钟点，唱得不好，就被罚蹲下去唱，或者被打得伏在地上，脸碰着地。三点到六点半又是“体操”的时间。这以后又是“点名”，这次“点名”要花两个钟头。在整天的疲劳和饥饿之后，他们只得到一点面包和一点香肠（有时是果酱和黄油，星期六是干酪，但真正是一点点）做晚餐。有的囚人却必须一直在寒风里站到天明，还不能放下手来。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饮食。所以一个一百六十五磅体重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八四号）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就减少了一百一十磅的体重；一个三十六岁的荷兰籍的犹太女人（第A二七八五八号）在营里住了半年，被苏联军队救出的时候，她的体重只剩了五十磅。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陈列室里面挂得有这种瘦得没有人样的活尸的照片。还有一张纳粹医生自己照的四个男孩的裸体照。我们中间没有谁敢走到前面去，仔细地看它一眼。这些小孩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
但是就在现在，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个孩子的鬼魂。
其实在奥斯威辛，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最坏的。那些被关在“饿牢”里面的囚人还得羡慕他们呢。“饿牢”里监禁的是那班逃走时被捉住了的囚人。人很少有机会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可是有一次一个囚人居然活着走出了“饿牢”，而且把他的见闻告诉了世人。他这样说：“门一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