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19章

第三十七章
第五章
洋务运动（8）
年届半百的李鸿章就像一匹驽马一样颤颤巍巍地拉起了整个朝廷。对于李鸿章的处境，知之者，莫过于日本内阁总理伊藤博文了。伊藤博文曾在谈到中日战争前中国海军的弱点时指出：“李忠于朝廷，但是他还负责处理许多紧迫的事务，他此时已成为全国督抚的领袖，集内政、外交、洋务、海防于一身。在1880年代末、1890年代初，他忙于应付每日碰到的政治问题，以致不能对北洋海军诸多问题给予充分的注重。”伊藤博文最后得出结论说：“李鸿章的任务比起今天人们所能想像到的要艰巨得多，因为他面临向北京政府寻求资金，说服各省官员争取他们的合作，同时又要反抗来自各方的不断的批评这多重的任务。北京中心政府的弱点众所周知。清政府从整体上看给李鸿章增加了许多障碍。它布满官僚主义陋习、地方主义观念和派系的明争暗斗。北洋海军本身也因组织不健全、装备陈旧过时而深受其患。在这样的环境下，对李鸿章创建海军的努力，不应从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应当从当时情况的整个背景作出评判。”
洋务运动为什么会失败？梁启超在比较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时讲述了这样一段话，应该说，“伊（伊藤博文）有优于李者一事焉，则曾游学欧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此伊之所以能制定宪法为日本长治久安之计。李鸿章则惟弥缝补苴，画虎效颦，而终无成就也。但日本之学如伊藤者，其同辈中不下百数，中国之才如鸿章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则又不能专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势单力薄之外，就李鸿章以及洋务运动的领导者们来说，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使得他们每每到了要害时候，总是难以突破自己。李鸿章曾经与日本驻北京公使森有礼有一次对话，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礼到河北保定直隶总督府拜会直隶总督李鸿章，主题是就朝鲜局势问题交换意见。席间二人谈起日本明治维新，谈及了各自国家对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鸿章与森有礼有这样的对话：
森有礼直言不讳地说：“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
李：“日本西学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没有。”
李：“日本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
郑有宁（日本使馆代办）代为回答：“这是外貌，其实本领尚未会。”
李鸿章对日本改变服装一事不以为然：“对于近来贵国所举，很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拟欧风一事感到不解。”
森：“其实原因很简单，只需稍加解释。我国旧有的服制，诚如阁下所见，宽广爽快，极适于无事安逸之人，但对于多事勤劳之人则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应过去的情况，而于今日时势之下，甚感不便。今改旧制为新式，对我国裨益不少。”
李：“衣服旧制体现对祖宗遗志的追怀之一，其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假如我们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无疑也会做与我们同样的事情。距今一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不论何事，善于学习别国的优点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贵国祖先采用我们服装是最贤明的。我们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拟欧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费。”
森：“虽然如此，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头发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们人民，其他还有很多事不能适应。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贫枯之原。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适应怠慢而不适应勤劳。然而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旧服仿欧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吗？”
第三十八章
第五章
洋务运动（9）
森：“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的，完全是我国自己决定的。正如我们自古以来，对亚洲、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发现其优点就要取之用于我国。”
李：“我们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是军器、铁路、电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长之处，才不得不采之外国。”
森：“凡是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贵国四百年前（指清军入关前）也没有人喜欢这种服制。”
李：“这是我国国内的变革，绝不是用欧俗。”
李鸿章与森有礼的对话，从服装入手，谈到了古今之变的根本。李鸿章的思想在对话中暴露无遗。就李鸿章而言，他所承认的西方的进步只限定在军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上，这是他处心积虑想学习和拿来的。至于西方其他的东西，包括服装，李鸿章似乎一点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落后，也不想去改变。一个人往往就是这样，思想轻易改变，习惯却难根除，而在很多时候，习惯和思想又联系在一起，不分彼此。在李鸿章的习惯和思想中，还是潜伏“唯我独尊”意识的。或者说，在李鸿章看来，西洋的文化与枪炮之间是没有关联的，它们完全可以割裂开来。洋务派们为洋务运动定位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口号从一开始就有着不彻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机意味。所谓“体”，就是他们不承认自己的政体已经落伍，根本不想在这一方面改变，在他们眼中，似乎这个落后的、呆板的、腐朽的政体与近代化所创造的“器用”并不矛盾。殊不知，在一个腐朽、专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么会有健康发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楼阁，烟雨水榭。
因为这样的熟悉，使得李鸿章洋务运动有一个最致命的弱点，那就是在学习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浅尝辄止，以小聪明来揣测大聪明，以器用来否定根本。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聪明，洋务运动走的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捷径，整个社会没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实行市场化，广大的民间力量被忽略，这也使得洋务运动成为国家机器的游戏，背离了广大的民间力量，洋务运动就宛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郭嵩焘曾经就李鸿章的洋务运动的方式这样评价：“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以成国家磐石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曾经将他的想法告诉过李鸿章。不知道李鸿章听后有什么反应，但想必也是一声长叹吧。聪明的李鸿章可能是想撇开“深挖洞，广积粮”的方式去走一条致富的捷径吧，但这样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却是一座奈何桥。这样的增强国力的方式就像一记险招，甚至几近于赌博，但李鸿章就是想当一回这样的赌徒，来为这个泱泱的东方大国作最后一搏！
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贫穷的国民之上的，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是建立在苍白的精神之上的。李鸿章一直想走一条先强国，而后民富的捷径，这样的捷径在无情的规律面前，只会仓皇地败下阵来。李鸿章在这一点的愚笨是有着传统的，因为我们的传统是“君为重，民为轻”、“民为微，国为大”。在华夏这个文明古国中，这种最简单的错误方式，就那样本末倒置，悬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么样，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对于中国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样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是中国在科技和现代化上的尝试，而且，重要的是通过尝试让人们的精神和熟悉得到了改变和提高。正因为李鸿章们的洋务运动的努力，西方机器和科学技术进入了中国，使得中国向着引用西方技术方面稍稍地前进了一点。社会发展总是由点点滴滴的积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译出版的几百部西书造就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代呼风唤雨的风流人物；而不断派出的童子
留学，也造就了第一批经过练习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所有这些开端，都有助于中国社会的前行。李鸿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条固执延伸的铁路，铁路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便利和快捷，还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声长鸣震动了这一块古老的土地，使得无数人从千年沉睡中醒来。
第三十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