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34章

髡刀罚咽钦庵钟蜗饭嬖蛑兴究占叩氖铝恕?br /> 第六十八章
第十章
梦醒时分（3）
当年户部尚书翁同克扣北洋水师的军饷，除了讨好慈禧之外，也是不愿意看李鸿章的实力无限壮大。翁同在北洋水师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向皇帝上书，在两年内不再对北洋水师拨款，也出于同样的心理。政治的本质就是对权力的控制，专制制度更不例外，玩的都是此消彼长的规则。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翁同与李鸿章由于出发点的不同表现出政见的不同——翁同呼吁决一死战，他不能忍受李鸿章拥兵自重却不出兵打仗；而李鸿章却深知两国实力悬殊，不想打这场必输之战，更不想输掉自己的老本。甲午兵败，李鸿章受命担任朝廷全权大臣赴日谈判，翁同当然知道此去对李鸿章意味着什么。而李鸿章自然也知道这是刀山火海，更是一盆脏水，李鸿章便向朝廷建议与翁同一同赴日。翁同死活也不肯与李鸿章同行。等到李鸿章代表朝廷签订《中日马关条约》灰溜溜地回到国内时，翁同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当即写了一首《失鹤零丁》的诗，在大街上广为张贴。诗的中心意思是丢失了一只漂亮的鹤，内眼人一看就知道翁大臣是在以鹤来比喻辽东。
有一天，袁世凯来到李鸿章的贤良寺。袁世凯一直是李鸿章的老部下，正是李鸿章对袁世凯的提携，才使得袁世凯从少年得志，青云直上。稍作寒暄之后，袁世凯即吞吞吐吐地劝说李鸿章打报告告老还乡。李鸿章一下子就看穿了袁世凯的意思，他是在为翁同当说客，目的是让李鸿章让出清廷最高级别的文华殿大学士的位置。没等袁世凯说完，李鸿章气不打一处来，大声呵斥道：
慰迁，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次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臣子对君上，宁有何种计较？何为合与不合？此等巧语，休在我前卖弄，我不受尔愚也。
袁世凯诺诺告辞后，李鸿章仍不解气，仍对亲信幕僚们说了一番气话：
袁世凯，尔不知耶？这真是小人！他巴结翁叔平，来为他作说客，说得
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我当面训斥他，免得再唣。我混了数十年，何事不曾经验，乃受彼等捉弄耶？
李鸿章发脾气时颇有点官痞的味道。也难怪，对于权谋与世俗，富有草根经验的李合肥从不生疏。况且数十年的官场经历，李鸿章早已练就了一身的金钟罩与铁布衫功夫。他对于这个制度的本质看得太清楚了，也太清楚这个体制里的人心，知道其中的暗礁与险滩，也知道其中的温湿暖流。
这一段话见于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吴永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在很长时间里，一直跟随李鸿章的鞍前马后。吴永对于这段话的记录，应该是真实的。
就李鸿章而言，他算是一个政治斗争的老手了，现在赋闲于贤良寺，对于他，当然不甘心放弃自己手中的权力。多年的斗争经验以及历史教训告诉李鸿章，对于一个手握重兵的大臣而言，一旦手中失去了权力，那便是别人砧板上的鱼肉。权力，只有权力，才是足以可恃的，至于其他，都是无足轻重的。这么多年浸淫于权力的便利，领受权力的恩惠，对于李鸿章而言，他已经有着十足的毒瘾了。虽然有时候李鸿章也会感叹权力的麻烦，感叹权力的危险，但就他本身来说，这么多年来，权力在他的身边无所不在，已经与他合而为一了，而他已经习惯了那样的生活，已经离不开那样的生活方式了。
在这样的时候，李鸿章充分展示出他的毅力和韧劲了。李鸿章从曾国藩的身上学得了“挺”的重要。曾国藩对于坚忍不拔最有心得，他曾经写作了《挺经》一书，总结了自己在劣境中战胜困难的心得。李鸿章当然是深得曾国藩的“三昧”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须具备的，并且，这样的“挺”不单单指的是意志，还有处事的方法、处事的原则等等。贤良寺这一段时光，李鸿章正是以自己的坚韧来挨过人生的低谷期。
第六十九章
第十章
梦醒时分（4）
李鸿章蛰居在贤良寺的同时，在京城，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日马关条约》激起了中国民间的公愤，由广东举人康有为领衔签字、联名达1200多参加最高级别考试的儒生，上呈给皇帝一个“万言书”。虽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为并没有领导过一次大规模的“公车上书”，所谓的“公车上书”只是康有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辞。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为本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强烈建议清政府进行改良。康有为还为光绪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议，这些建议内容包括：要求废止和议；首都由北京迁至内地，以便继续抗战；实行各项改革以延揽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现代学术，建设国家经济等等。
现在看起来，康有为关于改良顺应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议都显得生吞活剥，在当时，康有为的思想并不成体系。比如说康有为的改良的理论基础，追溯到后来，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为主张立孔教为国教，明显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个入世的主张哪能成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为主张在国内迅速建立起国会，但对于国会的运转模式，他并没有深入的研究……从目前的资料看，我们很难找到康有为思想系统的脉络，也许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从思想和行为方式上来说，康有为做一个破坏者还可以，但要做一个系统的建立者，无论是从熟悉上还是思想上，他都差很远。
但当时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势弄得风生水起。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康有为们改良的激情，使得整个社会各方面的势力都变得蠢蠢欲动。康有为在1895年写道：“中国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只因风气不开，人才缺乏，不得不备受侵略和凌辱……中国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们自己如不团结一致……则呜呼！我们的神圣种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为的呼吁无疑是极富有蛊惑力的，那时的中国，的确到了“病急乱投医”的地步了。
变法草率鲁莽的开头，似乎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这场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场乱哄哄的闹剧。情形正如李鸿章们担心的，数千年的规矩，岂可以说变就变。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这种大张旗鼓的维新和变革就显得更加困难。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这个国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们一直不屑且不善于进行改变。中国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学精神，她更习惯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时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从过去的岁月中找到一个坐标。更何况，改革和推进一直是冒着很大风险的，而中国制度本身的弱点往往轻易使一种政策在推进过程中变形扭曲；中国文化思维方式中缺乏理性的习惯，缺乏科学的保障，无疑又使改革的风险增大。在实施过程中，往往由于一厢情愿而使得改革扭曲变形，脱离初衷。正是因为如此，中国的每一次激进的改革都显得步履艰难，阻力繁多，而在实施过程中又轻易变形扭曲，背离初衷。结果，在这种情形下的改革有时候反而使得矛盾丛生，进行不下去。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现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这一点，只要将戊戌变法与日本的明治维新稍作比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曾派有一个使团周游列国，学习达一年之久，而在中国呢？在这样的变法与改革中，根本就没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盘考虑。不仅光绪皇帝一厢情愿，而他所“依靠”的几个干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为对于西方思想的实质其实也缺乏了解，难当大任，按照梁启超后来的说法，康有为并没有读过什么西方哲人的书籍，只是“暗合”，他的论据之本，还在于《论语》。这样的情景就相当搞笑了。与此同时，谭嗣同又过于激进，明明是依靠皇帝进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却要“誓杀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迟早一天，连皇帝的脑袋也是要砍的。这样幼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