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41章

健＠詈枵掠淇斓亟邮芰苏庋娜蚊?br /> 冬日的阳光下，李鸿章在贤良寺的门廊里迎接着英国公使窦纳乐的到来。英国公使首先祝贺李鸿章被重新任命，说自己是特意来为他送行的。李鸿章为公使安排了家宴，在酒宴上，窦纳乐突如其来发问道：“听说贵国要废掉光绪皇帝？”
问话的同时，窦纳乐死死地盯着李鸿章的脸，试图在这张苍老的面容上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李鸿章没有任何表情，只是用一种标准的外交辞令暖和地说：“公使大人，我想，无论如何，这应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吧？”窦纳乐也不甘示弱，一板一眼地说：“我是大英帝国的驻华公使，假如以后有外交上的交涉，关于中国的最高元首，除了光绪皇帝之外，大英帝国不承认别的什么人。”李鸿章点点头，他算是明白英国公使的态度了。
第八十二章
第十二章
暴风骤雨（6）
值得一提的是，在对待维新变法的事情上，李鸿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看法，丝毫也没有因为朝廷对于康有为的态度而改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各地纷纷奉懿旨捉拿康梁。预备就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临走前晋见慈禧谢恩，在朝上，慈禧拿出有人弹劾他是康党的奏折给他看，没想到李鸿章硬呛呛地说：“若旧法能强国，吾国早已强矣。即变法则为康党，臣罪无可逃，臣实是康党。”慈禧没料到李鸿章竟这样回答自己，一惊之下，竟不知怎么把话题问下去了。李鸿章到了广州之后，又有人向他请教对康有为的看法，李鸿章再次脱口而出：“朝廷意抓康党，尔等无需怕，吾即是康党！”把在场的人吓了一大跳。在这件事上，李鸿章可以说是悲愤交加，对于朝廷如此对待改革者的方式，李鸿章伤透了心。从本质上说，李鸿章一直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只是在很多时候，出于各种各样的利益和权衡，李鸿章将个性隐藏了起来，给人一个老谋深算的印象。在经历一系列大起大落之后，77岁的李鸿章已觉得无所谓了，他看透了清国腐朽而顽固的做派，也对这个风雨之中的朝廷深感失望。尽管李鸿章与康有为在很多地方的观点不尽相同，方法也不尽相同，但康有为们遭到的下场，不免让李鸿章伤透了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冒出这样的话来，也不足为怪了。
不仅如此，在对待康梁问题上，李鸿章还有一系列相应的行动。当康有为和梁启超流亡国外，惊魂未定之时，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他们竟收到了李鸿章托人捎来的“问候”，甚至还收到了李鸿章的一封亲笔信，在信中，李鸿章勉励康梁“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一个清国显赫地位的高官如此慰问流亡海外的朝廷通缉犯，自然让人感动。康梁急忙回信，以表达自己的感激心情。对于康梁，李鸿章确实是有“私爱”的，不管是对维新党人的同情也好，还是给自己留后路也好，李鸿章最起码表现了自己的勇气和主见。中国的确需要要害时候能够立得起来的人才，需要有新观念、新思想、有想法、有胆略的新式知识分子，李鸿章幻想着有朝一日假如真正地对清国进行改造的话，那么像康梁这样的人才，是必然要用的。
1900年1月，在贤良寺居住了5年之久的李鸿章离开了京城。在接到朝廷的任命书后仅10天，李鸿章就带着他的三眼花翎，像一只候鸟一样飞去了南方。在阳光明媚雨水充足的地方，李鸿章有了短暂时间的好心情，这里远离纷争的朝廷，远离庞杂的朝中事务，更远离晦暗而腐朽的人心。虽然偏居一隅，但踩在自己脚下的，究竟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地盘，这种感觉还是好的。对于70多岁的李鸿章来说，他已不想再追求什么了，只想舒服而轻松地度过自己的余生。当然，李鸿章也希望与自己一样风烛残年的清国，波澜不惊，平平稳稳地度过最后的时光。
第八十三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1）
1901年，李鸿章78岁。这一年，是李鸿章生命的最后一年。
这一年，这位颤颤巍巍的老人迈过了新世纪的门槛。在上一个世纪，李鸿章耗尽了他所有的精、气、神，现在，这个老人与他所服务的朝廷一样变得日薄西山了。步入新年之后，李鸿章的话变得越来越少，他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里，看着不远处的白云苍狗，独自发呆；有时候，他甚至像一条刚上岸的鱼一样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李鸿章毕生所积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绽，都在最后的时光中不由自主地透过一些细节流露出来。
在此之前，在广袤的北方农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义和团的兴起了。义和团兴起的背景十分复杂，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压力之下签订不平等条约，被迫同意解除教禁。西方传教士以越来越广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并且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拥有相当的特权，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在实际利益方面，教会为了扩大势力和影响，不择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纷纷入教，为非作歹，兴风作浪。这就更激起底层广大民众的愤怒。文化冲突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敌对的力量，在北方广大农村，基层民众以一种针锋相对的方式，也就是通过拜“本土神”的方式，反抗着西方宗教势力的入侵。
义和团的兴起，是一种复杂的产物。这样的复杂体牵涉到社会背景、民间的情绪、经济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显得无法控制。从教义上说，义和团运动是破绽百出的，它几乎没有完整而系统的教义，乱哄哄的像是儒释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国戏剧的“大杂烩”。当然，这样的结果是中国底层的理解力所决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学的思维习惯，义和团肯定会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他们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关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国历史上一切民间传说，在义和团这里，都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义和团还将神学、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们相信法术，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枪不入、鬼魂附体，相信自己能够翱翔……因为有着如此惊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枪洋炮又算什么呢？于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们，模糊了戏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集体陷入了一场自欺欺人的闹剧当中——当时的中国北方农村，就像一个戏剧大舞台一样，人们都争先恐后地登台表演。在这种情况下，洋人们与其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敌人”，不如说面对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农民“戏剧演员”，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义和团的兴起，点燃了中国人多年以来积郁于胸的民族情绪。自道光时代开始，历经咸丰、同治，一直到当时的光绪，落后的中国在与西方的争夺中，一直败得体无完肤，脸面全无。困顿与耻辱一直如铅云一样，压抑在中国人心上。当洋务派的自强措施没能顶得住列强的扩张和侵略，维新派的变法也阴差阳错走向失败之后，人们用一种非正常的手段从绝望中寻找着希望——民间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试图以一种盲目排外的极端方式，以一种愚昧的手段来进行着反抗。当这种情绪通过一种传统的方式轰轰烈烈地表现出来那一刻，实际上已走入了一种歧路。与此同时，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澜显然加剧了这种错误。错误从一开始似乎就是风生水起，似乎它本来就是应该发生的，什么力量也阻止不了它。当错误成为一种必然时，也就具有宿命的意义了。
从1900年1月开始，在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为一片火海。几个月后，义和团在河北境内的活动达到了高潮。朝廷对于这种民间的势力，一时拿不出主意，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英、美、德、法等国发表联合照会，限令清政府迅速剿灭义和团，否则将“代为剿平”。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国军队登上了清国的领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路途之中，他们遭到了义和团的围追堵劫。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义和团来到了京城郊区，一场轰轰烈烈的民间活动即将被点燃。
第八十四章
第十三章
最后的时光（2）
清国与义和团集体地深陷入一种幻觉。这样的幻觉，从现在看，绝大部分是因为熟悉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当世界在19世纪工业化的背景下，人们的思维已在理性和科学的轨道上行驶的时候，在这个东方古国，义和团和清国的统治层的思维还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