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有个李鸿章》第47章

从思想上看，李鸿章还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有着传统的“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忠义节孝的道德对他影响非常大，这种儒学义理的教育对于中国知识分子行为把握是根本的。在李鸿章的内心深处，他是一直承认“真命天子”的。
当时，层层叠叠的科举选拔制度更是加剧了人们的机械与谨慎。从这样的体制与思想出口所涌现的人物往往尽显处心积虑。由于科举制度的严格和缜密，加上理学的渗透，在明清两朝，已经没有土壤能出现赵匡胤式的乱世重臣，也很难出现诸如诸葛亮那样的英才了，能够出现的，只是这种体制设定的模具所铸造的器用者。对于绝大多数朝廷重臣来说，已经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只是犬性和羊性，见利忘义，或者是亦步亦趋、无所事事。对于李鸿章来说，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长经历都不足以支撑他成为一世枭雄。李鸿章出身社会下层官僚家庭，从性格上来说，并不是一个有着天地情怀的人，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他对于天地万物的思考与感悟也非常有限。李鸿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只会在意个人的利益与功名，并不是一个为理想和情怀甘心舍弃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鸿章拥有的，只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场的老谋深算。
在这样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鸿章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只会是浅层次上的追求，谈不上从本质和深层次上的理解。越到晚年，李鸿章变得越来越现实，疲于奔命各种事务，很难从诸多的事务中脱开身来。从追求上说，李鸿章对于自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状况已相当满足，他更愿意在一种光环下生活而不愿意去做那个光环，因为这样更安全。李鸿章最终选择了一种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执行者的面目来出现，在现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国，服务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独立性。
与此同时，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中心集权，发展到明清之时，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政坛那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倾向，使得官吏们很难保持一种锐气。知识分子那种因为拥有真理和才华，而具备的高贵感和英雄气质已经荡然无存。尽管李鸿章权倾朝野，也拥有广泛的权力网和关系网。但是，在当时清朝的那种繁琐无比、互相掣肘的政体以及组织方式下想要有所作为，必定难上加难。更何况李鸿章要想使其组织在全国范围内发生效力，他还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撑，那就是绝对权力。李鸿章从未把握过中心大权，他一直在军机处外，甚至在洋务运动时期也与总理衙门大臣职务无缘，李鸿章在最盛时期也只不过是京城所在的直隶省的总督。虽然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当清国总理衙门没有能力处理对外事务时，李鸿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办理对外交涉事务的权力，使自己成为与总理衙门并驾齐驱的一个单人外交部。但李鸿章掌控外交大权究竟“名不正，言不顺”。而且，李鸿章的权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资源，经常有赖于他管辖的以外的省份。官僚体制的一个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假如按照惯性来操作的话，顺理成章轻而易举，但只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话，事情的进展就显得无比艰难。除此之外，李鸿章在很多事情上，还不得不主动适应当时的“潜规则”，那就是必须大量地向他的上级献礼和谄媚。当醇亲王在
甲午战争前写信给李鸿章，说修万寿山的银子不够用，希望李鸿章和各位督抚能筹集点银子时，李鸿章不得不挪用海军军费为慈禧修建颐和园。在那样的制度中，类似的贪赃枉法再正常不过。李鸿章熟悉这个制度的一切潜规则，同样，他也是运用潜规则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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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与奸（5）
李鸿章不肯上前台可能还有更深一层次的考虑。那就是对于乱世的担心，时局不明，前台的人极可能成为牺牲品。李鸿章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当清国陷入洋枪洋炮打开国门的泥淖之中时，中国何去何从，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李鸿章显然缺乏清醒的熟悉。正是因为熟悉上的困惑，李鸿章更愿意幻想去辅助一个名主，艰难而安全地去从事着自己的事业。或者像曹操一样，做一个权倾朝野的重臣，而让他的后人去真正地改朝换代。李鸿章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情。”也许，这句话，暴露了他的真实想法，也暴露了他对于世事以及生命的无奈。也许，对于李鸿章来说，在时局不明的情况下，他只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愿意去冒风险去强求改变了。
当然，就李鸿章而言，他所忌惮的，肯定还有李家好不轻易才兴旺发达的家业。无论怎么说，对李鸿章以及他庞大的家族来说，他们究竟是这个时代的既得利益者。李鸿章与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们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尽享其富，他们在全国各地都拥有大批财富。一个权倾当朝的家族，当然害怕天下动乱，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李鸿章当然不愿意将个人的财富作为赌资，放手一搏。李鸿章一直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声，这一点，他与曾国藩一直不太一样，也与张之洞不太一样，他最看重的，是实力，也是实利。所以在当时，他有着那样的处境，有着那样的虚名，他已感到满足极了。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李鸿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处心积虑的结果。假如在内心深处，没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话，李鸿章不可能在行为上有着突破性的进展。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性格决定命运。此语一点不差，也正是李鸿章的性格，决定了他在历史当中必然的悲剧命运；也决定了李鸿章只是一个社会转型早期的过渡式人物。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李鸿章本身的知识结构和理解力也决定了他的早期转型必然是举步维艰，犹犹豫豫。另外从人格上来说，李鸿章更多的是一个技术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种真正的济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怀。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种力量，假如缺乏这种力量，只能勉强算是一个“器用者”，根本谈不上是一个大英雄，更谈不上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英雄了。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也说，李鸿章只是时势所造就的平常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非常英雄。对于中国当时的时局，他已无力改变，只是蝇营狗苟。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李鸿章是中国五千年官场、权术、人际关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个成“精”的人物！实际上绝不止李鸿章，能在当年的专制制度夹缝中生存下来，并且游刃有余的人，都可以说是成了“精”的人物。这样的“精”也是中国文化与制度特有的产物。在世界所有的文化当中，也许只有中国文化是最重视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它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对于人际和功名的进与退、合与和的关系，简直可以说到了神经过敏或者无病呻吟的程度。而李鸿章对人情世故的把握，对官场进与退的规则的运用，以及那种专横与隐忍的双重心态，都可以说是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但可惜的是，即使是这样一个运筹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聪明哪里赶得上时运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运。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聪明一时，也糊涂一世。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识到了吧，“尽人事，听天命”，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李鸿章的一生就带有悲剧意义。而假如是另外一种想法呢，自以为是，沾沾自喜，那么李鸿章则像一个小丑一样，他的一生则带有喜剧的因素了。
1902年1月，慈禧太后终于回到北京了。几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车站站台上来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仪仗队也来了，他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就像欢迎英雄的凯旋。与此同时，洋人们也带着花枝招展的家眷们来了，他们被有计划地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鼓乐、鲜花和掌声中，慈禧从袁世凯安排的“龙车”上走下来，这个老妇人表现得很从容，态度极为和善，也极其谦卑。在前门，她向着所有看她进城的外国人鞠躬微笑，随后，68岁的慈禧像一个慈爱的老太太一样，不但接见了外国公使们的夫人，还接见了使馆的孩子。他们在一起合影留念，亲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第九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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