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迷墙》第14章

第二种人，约占60％，没有地位，没有权力，不说话。别人希望他说的，他认为是假话不喜欢说；别人不想听到的，他认为是真话说了也没有用还可能惹事。这种人，看透了人生，明白了很多道理，坚持少说话，少写字。因为写错字，说错话，就麻烦了。
第三种人，剩下的不到1％，游离在主流圈子之外，可能有那么一点本事，乱说话。看不惯什么就说什么，不顾对象，不顾场合，乱开炮。这种人，在很多人眼里，基本上就是个“傻蛋”，大家知道不说的真话、实话，却以为自己聪明抢着说。
在问题面前，第一种人没话说，第二种人不说话，只有1％的第三种人在乱说话。
对话观点：
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
对话人：陈丹青
熊丙奇能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今天身处教育，所以看到的教育问题会比较多，事实上，在经济领域、外交领域，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国有企业改革，也牵涉到行政管理问题。
陈丹青不一样。一方面，意识形态问题在经济领域没有像在教育领域这么敏感。另一方面，经济出错，立即见效，立即付代价；教育出错，则不易觉察，它的代价，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第23节：大学的问题
熊丙奇提出问题，其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我一直在想，大学的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陈丹青我看不到解决的办法。
熊丙奇既然改变不了现实，那么在当前的体制中，老师该怎么办？有人说，陈丹青先生你可以选择辞职，你可以逃离，因为你有本事，但很多老师是不能逃离的，他们甚至想方设法积极维护这样的体制，希望可以成为这个体制中的红人，希望把这碗饭吃得更好。对学生来说，学生也不能逃离，哪怕教育质量很差，除非有留学的机会，他只能在这里读书，拿一张文凭，每年的高考热和考研热就是一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学生和老师在这样的体制下该怎么办？
陈丹青我无法告诉大家该怎么办。对继续教书的老师们，我只能说，好好混下去，不要把饭碗砸了，千万别学我。
熊丙奇为什么跟他们这样建议呢？
陈丹青我从小就记住毛主席青年时代的名言：“世界上什么事最大？吃饭的事情最大！”……我们除了是“教师”，还是“人”，人要活下去。我对学生能说的就是，好好上学。我一直说，最有效的教育是自我教育。今天能够考进大学的大学生，比千千万万没机会受教育的孩子，幸运太多了。你去看看那些在餐馆工作的女孩，看看在大楼里做保安的小伙子，要不是家里穷，他们的年龄都该上学呀。所以不管怎样，大学生要珍惜眼前的条件。如果你真的热爱学问，真的珍惜自己的前途，不管教育状况怎么样，都要自爱。
熊丙奇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体制的问题影响到我们学习的激情。
陈丹青不能，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你想啊，抗战时期西南联大，那真是炮火连天，国难当头，所有同学都在发奋学习。多少抗战时期的中国中学生、小学生，都在发奋学习。我在海外读到很多台湾老人回忆抗战时期辗转求学的文章，非常感动人，老师、校长带着几百个孩子逃难，边逃难边读书，有些校长为了保护孩子，被日本人杀害……杨振宁、李政道这代人，中国现在八九十岁这代学人，有成就的，不少是在西南联大最艰苦时期学出道的。
熊丙奇很多学生还是很希望到国外接受先进的教育，他们希望接受教育以后，回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实际上，有一些留学生类似于你这样的，回来后对国内环境感到很失望，不但教育领域如此，在产业领域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也选择了撤退，几年后又到国外去了。我们现在都在说国际化人才，要真正使我们的留学生回到国内，为国家奉献他们的才华，你认为我们要从哪些方面改变这种局面？
陈丹青我只能就我看到的海归整体群落来谈论。很多人不适应，然后退出，但也有很多人回国后发展得很好。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这是一个漫长痛苦的过程。出去的人，绝大部分是爱国的。我要是不爱国，何必出来胡说八道？这个问题不用担忧。
邓小平当年说得对，他的意思是说：一万个人出去，有一百个人回来就很好；这一百个人里有二三十个人发挥出作用来，我们就不能说出国是失败的。现在我们国家比二十年前富强得太多了，国家对留学生的吸引力比任何时候都强，我想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回来的。
熊丙奇有一些海归回来感到不适应，另外一些感到不错……可不可以这样讲，在同一个体制下，因为个性不一样，要求不一样，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陈丹青我不敢说我是唯一一个提出辞职的。我记得几年前受聘回国担任国家交响乐团指挥的汤沐海，就“挥泪辞职”，登在报纸上。我相信有不少人做过这样的决定，只是我浪得虚名，被媒体渲染了。清华就有很多海归，我看他们融合得蛮好。但我不能代替他们说话，我不确定他们究竟觉得怎样。我相信会有一些海归在想：你这样说是不对的，你这样做是错误的……真的，我一点不希望情况像我说的那么糟糕。
熊丙奇可惜，我们看不到他们出来说话，有可能是他们默认你的说法，也有可能他们不想说话。
陈丹青在这个空间，人必须现实。我理解这种世故。我看见，不论在我工作室的学生，还是其他大学生，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早已习惯了整个体制在他们生命中的作用。他们已经有一种……我不知是抗体还是接受体的生理机能，总之，他们的身体里充满“体制”这贴药剂。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状况。
熊丙奇一些人在议论，你是从国外回来的，很另类，有自己的个性，才敢提这样的问题，说话才这么大胆。
陈丹青我暂时没有遇见像我这样傻的海归。我相信有，但我不认识。
熊丙奇不少人是知道有问题，或一笑了之，或沉默不说。在这样的环境中，虽然大家有不同的想法，可是他不敢或者不愿面对。也正因为不敢面对，环境由此更加不堪。如果大家都有知识分子的风骨，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教育环境是不是有可能得到改变？
第24节：特权的民主逻辑
陈丹青这就又要谈到历史。这五十多年的历史成功地教会大家选择沉默……明天取决于今天，今天是被昨天决定的。我们很难绕开历史，但是我们又很难谈论历史。历史造成今天的问题，然后历史躲开了。在教育领域，在很多领域，我们只能沉默。
我也在沉默。我说的话其实很有限。在媒体上披露的都是我回国三年内说的话，这两年我不说了，只是这次媒体又给翻出来炒。我沉默两年了。让我这样一个没有资格谈教育的人来大谈教育，我感到很沮丧。
熊丙奇有一个同事对我说，大学没有问题才奇怪，有问题是很正常的。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的，用不着你去操心，也轮不到你去操心。
陈丹青这就是中国人最伟大的地方！中国人永远是“船到桥头自会直”。
第二章行政导向，一个等级森严的学术环境
在一个行政化、等级化、权力至上的生存环境里，只适用丛林法则。政绩思维抹杀学术思维，所谓自由和兼容的学术精神被扼杀。
原因9：特权的民主逻辑
在当今的大学里，谈学术自由是奢侈的。
观点错误，零分。
从小，我们就被老师叮嘱，写作文，回答题目，首先要观点正确，如果观点不正确，文章写得再好，也只能得零蛋。
于是，我们大段大段地背，大段大段地抄。我们甚至不用去理解这一段究竟是什么意思，看到相应的题目、话题，不用思考，就条件反射般，说出这段文字。
这样的学习方式，一直延续到博士。做研究论文，老师首先也要告诉你，你不能在观点上出问题。“你不能有新的观点。这个观点，如果有某个教授认为错误，哪怕你的论据充分，论证很有力，你的论文照样通不过”。
这是多么可怕的学术研究。你有自己的想法，你有充足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想法，你能完美地自圆其说，可是，你的观点是错误的。专家、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