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演义》第160章

太上皇，立妃王氏为皇后，改太极元年为先天元年，重用姚崇、宋璟辈，以王琚为中书侍郎，黜幽陟明，政事一新，天下欣然望治。只有太平公主，仍恃上皇之势，恣为不法。玄宗稍禁抑之，公主大恨，遂与朝臣萧至忠、岑羲、窦怀贞、崔氵是等结为党援，私相谋画，欲矫上皇旨，废帝而别立新君，密召侍御陆像先同谋。像先大骇连声道：“不可不可，此何等事，辄敢妄为耶！”公主道：“弃长立幼，已为不顺；况又失德，废之何害？”像先道：“既以功立，必以罪废；今上新立，天下向顺，彼无失德，何罪可废？像先不敢与闻。”言罢，拂衣而出。
公主与崔氵是等计议，恐矫旨废立，众心不服，事有中变，欲暗进毒，以谋弑逆，遂私结宫人元氏，谋于御膳中置毒以进。王琚闻其谋。开元元年七月朔日早朝毕，玄宗御便殿，王琚密奏道：“太平公主之事迫矣，不可不速发！”玄宗尚在犹豫，时张说方出使东都，适遣人以佩刀来献，长史崔日用奏道：“说之献刀，欲陛下行事决断耳！陛下昔在东宫，或难于举动，今大权在握，发令诛逆，有何不顺，而迟疑若是？”玄宗道：“诚如卿言，恐惊上皇。”王琚道：“设使奸人得志，宗社颠危，上皇安乎？”正议论问，侍郎魏知古直趋殿陛，口称臣有密启。玄宗召至案前问之。知古道：“臣探知奸人辈，将于此月之四日作乱，宜急行诛讨。”于是玄宗定计，与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龙武将军王毛仲、内侍高力士，及王琚、崔日用、魏知古等，勒兵入虔化门，执岑羲、萧至忠于朝堂斩之，窦怀贞自缢，崔氵是及宫人元氏俱诛死，太平公主逃入僧寺，追捕出，赐死于家，并诛奸僧慧范。其余逆党死者甚多。上皇闻变惊骇，乘轻车出宫，登承天门楼问故。玄宗急令高力士回奏，言太平公主结党谋乱，今俱伏诛，事已平定，不必惊疑。上皇闻奏，叹息还宫。正是：
公主空号太平，作事不肯太平；
直待杀此太平，天下方得太平。
玄宗既诛逆党，闻陆像先独不肯从逆，深嘉其忠，擢为蒲州刺史，面加奖谕道：“岁寒然后知松柏也。”像先因奏道：“书云：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今首恶已诛，余党乞从宽典，以安人心。”玄宗依其言，多所赦宥。文以太平公主之子薛崇简常谏其母，屡遭挞辱，特旨免死，赐姓李，官爵如故。其他功臣爵赏有差。自此朝廷无事，玄宗意欲以姚崇为相，张说忌之，使殿中监姜皎入奏道：“陛下欲择河东总管，而难其选，臣今得之矣。”玄宗问为谁。姜皎道：“姚崇文武全才，真其选也。”玄宗笑道：“此张说之意，汝何得面欺？”姜皎惶恐，叩头服罪。玄宗即日降旨，拜姚崇为中书令。张说大惧，乃私与岐王通款，求其照顾。姚崇闻知，甚为不满。一日入对便殿，行步做蹇。玄宗问道：“卿有足疾耶！”姚崇因乘间奏言：“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玄宗道：“何谓腹心之疾？”姚崇道：“岐王乃陛下爱弟，张说身为大臣，而私与往来，恐为所误，是以优之。”玄宗怒道：“张说意欲何为？明日当命御史按治其事。”
姚崇回至中书省，并不题起。张说全然不知，安坐私署之中。忽门役传进一帖，乃是贾全虚的名刺，说道有紧急事特来求见。张说骇然道：“他自与宁醒花去后，久无消息；今日突如其来，必有缘故。”便整衣出见。贾全虚谒拜毕，说道：“不肖自蒙明公高厚之恩，遁迹山野，近因贫困无聊，复至京师，移名易姓，庸书于一内臣之家。适间偶与那内臣闲话，谈及明公私与岐王往来，今为姚相所奏，皇上大怒，明日将按治，祸且不测。不肖惊闻此信，特来报知。”张说大骇道：“如此为之奈何？”全虚道：“今为明公计，惟有密恳皇上所爱九公主关说方便，始可免祸。”张说道：“此计极妙；但急切里无门可入。”全虚道：“不肖已觅一捷径，可通款于九公主；但须得明公所宝之一物为蛰耳。”张说大喜，即历举所藏珍玩，全虚道：“都用不着。”张说忽想起：“鸡林郡曾献夜明帘一具可用否？”全虚道：“请试观之。”张说命左右取出，全虚看了道：“此可矣，事不宜迟，只在今夕。”张说便写一情恳手启，并夜明珠付与全虚。全虚连夜往见九公主，具言来历，献上宝帘并手启。九公主见了帘儿，十分欢喜，即诺其所请。正是：
前日献刀取决断，今日献帘求遮庇。
一日为公矢忠心，一是为私行密计。
明日九公主入宫见驾，玄宗已传旨，着御史中丞同赴中书省究问张说私交亲王之故。九公主奏道：“张说昔为东宫侍臣，有维持调护之功，今不宜轻加谴责。且若以疑通岐王之故，使人按问，恐王心不安，大非吾皇上平日友爱之意。”原来玄宗于兄弟之情最笃，尝为长枕大被与诸王同卧，平日在宫中相叙，只行家人礼。薛王患病，玄宗亲为煎药，吹火焚须。左右失惊。玄宗道：“但愿王饮此药而即愈，吾须何足惜。”其友爱如此，当闻九公主之言，侧然动念，即命高力士至中书省，宣谕免究，左迁张说为相州刺史。张说深感贾全虚之德，欲厚酬之；谁知全虚更不复来见，亦无处寻访他，真奇人也。正是：
拯危排难非求报，只为当年赠爱姬。
姚崇数年为相，告老退休，特荐宋璟自代。宋璟在武后时，已正直不阿，及居相位，更丰格端庄，人人敬畏。那时内臣高力士、闲厩使王毛仲，俱以诛乱有功，得幸于上。王毛仲又以牧马蕃庶，加开府仪同三司，荣宠无比，朝臣多有奔趋其门者，宋璟独不以为意。王毛仲有女与朝贵联姻，治装将嫁，玄宗闻之问道：“卿嫁女之事，已齐备否？”王毛仲奏道：“臣诸事都备，但欲延嘉宾，以为光宠，正未易得耳。”玄宗笑道：“他客易得，卿所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朕当为卿致之。”乃诏宰相与诸大臣，明日俱赴王毛仲家宴会。
次日，众官都早到，只宋璟不即至，王毛仲遣人络绎探视。宋璟托言有疾，不能早来，容当徐至，众官只得静坐恭候。直至午后，方才来到，且不与主人及众客讲礼，先命取酒来，执杯在手说道：“今日奉诏来此饮酒，当先谢恩。”遂北面拜罢，举杯而饮，饮不尽一杯，忽大呼腹痛，不能就席，向众官一揖，即升车而去。王毛仲十分惭愧，奈他刚正素著，朝廷所礼敬，无可如何，只得敢怒而不敢言，但与众官饮宴，至晚而散。正是：
作主固须择宾，作宾更须择主；
恶宾固不可逢，恶主更难与处。
后王毛仲恃宠而骄，与高力士有隙；其妻新产一子，至三朝，玄宗遣高力土赉珍异赐之，且授新产之儿五品官。毛仲虽然谢恩，心甚怏怏，抱那小儿出来与力士看，说道：“此儿岂不堪作三品官耶！”力士默然不答，回宫覆命，将此言奏闻，再添上些恶言语。玄宗大怒道：“此贼受朕深恩，却敢如此怨望！”遂降旨削其官爵，流窜远州。力士又使人讦告他许多骄横不法之事，奉旨赐死，此是后话。
且说姚崇罢相之后，以梁国公之封爵，退居私第。至开元九年间，享寿已高，偶感风寒，染成一病，延医调治，全然无效；平生不信释道二教，不许家人祈祷。过了几日，病势已重，自知不能复愈，乃呼其子至榻前，口授遗表一道，劝朝廷罢冗员、修制度、戢兵戈、禁异端，官宜久任，法宜从宽，囗囗数百言，皆为治之要道，即誊写奏进。又将家事嘱咐了一番，遗命身故之后，不可依世俗例，延请僧道，追修冥福，永著为家法。其子一一受命。及至临终，又对其子说道：“我为相数年，虽无甚功业，然人都称我为救时宰相，所言所行，亦颇多可述，我死之后，这篇墓碑文字，须得大手笔为之，方可传于后世。当今所推文章宗匠，惟张说耳；但他与我不睦，若径往求他文字，他必推托不肯。你可依我计，待我死后，你须把些珍玩之物，陈设于灵座之侧。他闻讣必来吊奠，若见此珍玩，不顾而去，是他记我旧怨，将图报复，甚可忧也。他若逐件把弄，有爱羡之意，你便说是先人所遗之物，尽数送与他，即求他作碑文，他必欣然许允，你便求他速作。待他文字一到，随即勒石，一面便进呈御览方妙。此人性贪多智，而见事稍迟；若不即日镌刻，他必追悔，定欲改作，既经御览，则不可复改；且其文中既多赞语，后虽欲寻暇摘疵，以图报复，亦不能矣，记之记之！”言罢，瞑目而逝。公子囗踊哀号，随即表奏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