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美大学必修课》第12章

识了一位法学院的师姐，师姐是当年的北京高考“状元”，考入北大后，大二就托福满分，大三考GRE几乎满分，LSAT成绩几乎为历年来北大法学院学生中历史性的高分，同时法律专业一直成绩名列前茅，然后在大三的时候开始选修经济学双学位，两年读完，最后用英文写完本科毕业论文，从法学院给分最严苛的教授手中拿到了90分的高分，毕业后获得美国Duke大学法学院奖学金，赴美国攻读法学博士（J。D）学位。在这个师姐身上我看到了太多的神话被创造出来，太多的不可能被奇迹般地改写为可能，太多的我自己给自己预设的极限和潜力被成功突破了。这个师姐的故事让我震惊和惭愧了很久，特别是当这个故事就活生生地站在你的面前时。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再一次体会到了这句话。因此我觉得在大学里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榜样去效仿和学习绝对是一件可贵和正确的事情。感谢这位师姐，让我在意志薄弱的时候终于没有屈服于自己为自己寻找的借口，而承受住了压力走了过来。而当我修完四年的经济和法律之后，回头看看走过的那段路，也觉得其实没什么特别的。这也许就是人的性格吧，有时候，咬紧牙，多撑一会，所有克服困难的过程都会有这么一段心理上的过程，习惯了以后面对困难也不会觉得是困难了。
（三）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这句话的意思我是通过“明德”奖学金才深刻体会的。
你已经知道，本书的两个作者都曾经是“状元”。考上“状元”当然不是一件坏事，但是说实话，在进入北大之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事发生在我的身上——至少没有人来找我做什么增进智力的口服液的广告，没有什么传说中的“重奖”，而我也尽可能地回避了一切当地媒体的采访，准备到北大来忘记高考这件事情。
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在我正在想着尽快忘记这件事情的时候，生命中已经有另一番安排出现了北大的校园之中，而且这个安排给我的大学四年带来了日后才发现的深远的意义：朋友圈子、责任感、额外的欢乐和忧愁。
其实应该从1998年大一的时候说起，那个时候北大还没有像后来那样大张旗鼓地在三角地把来自各省的“状元”或者得到奥赛金牌的孩子的大大的相片和简历公之于众，让所有的行人驻足观看。其实想一想，所谓的“状元”在北大的确没什么意义，能上北大的人谁不是“状元”？不是全省的，也可能是全市的；不是全市的，也可能是全县的。至少我觉得，来上北大更多的是实力与努力的结果，而“状元”在某种程度上更多的是运气的成分。
运气就运气吧，刚进北大没多久，我就知道所有的“状元”都得到了一笔奖学金，名字叫做“明德奖学金”，不但要发钱还要请所有的“状元”吃饭。居然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乐呵呵地就去了。到了现场一看，全北大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状元和国际奥林匹克金牌和银牌的得主都到了，第一个感觉是，北大“状元”真多啊！本科四个年级的人加在一块，超过了200，站在大厅里感觉颇为滑稽。然而半个小时后，我的第二个感觉是，这里面聪明的人真多，随便聊聊天，我都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觉得一下子认识了许多有意思、说话信息量特大的人，特别是同桌有几个大四的师兄，听两句话就知道大学的生活没有虚度，每个人现在都有着光辉的前途。我不由暗自地想：谁说“状元”都是书呆子来着？是有看上去气质比较呆的人，可是聊几句你也会发现聪明劲仍然不住地从眼神和出乎意料的回答中流露出来。特别是事实上“状元”的确大部分都集中在几个专业里，当文科和理科的热门专业的学生坐在一起，大家的共同语言超乎意料的多。
也就在这次晚宴上我才了解到，是香港的陈国钜先生和一批关心、支持北大发展的香港社会活动家和慈善家，成立了“北大之友”的社团法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帮助了北大许多项目的建设，而“明德”奖学金正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陈先生也特意提出，他并不担心“明德”学生是否能保持学习上的领先位置，却害怕这些读书厉害的人在社交礼仪、为人处事方面的锻炼不够，因此他希望“明德”奖学金的获得者们能够定期地举行一些活动，使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能够相互认识，也让大家能够多体验一些正式的社交活动，获得锻炼。
还有一个小故事让我思考了很久，在陈先生艰苦创业的日子里，每当事业上有了起色，他总要犒劳自己，去一个高档的餐厅或是宾馆里吃饭或者喝咖啡。他这么做的原因不是为了享受美食，而是为了近距离地观察那些在饭馆里消费的上流人群——去学习、体会成功人士的举止和行动，从而在心理上给自己正面的暗示和激励。
这个故事实际上点出了大学教育中最缺少的一部分：局限在围墙之内、书本之上，却很可能不了解外面社会的价值标准。于是我和几个刚刚认识的朋友就商量，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明德”学生组织起来形成一个社团呢？也许在一个社团的形式下，我们能够在自我塑造、弥补大学教育不足的方面采取更主动的行动。慷慨的陈国钜先生和“北大之友”的董事们非常支持这个想法，我们很快就获得了一大笔活动经费——10万元！并且陈先生表示，只要活动有意义，经费上的事情，不需要担心。
一下子“明德”就成为了北大经费最充裕的社团。可是，请等等，我们还不是一个社团呢，于是我们赶紧准备申请注册，然而没有想到，这个社团一直也批准不下来。直至今日，为什么“明德”一直没有取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还是众说纷纭，没有一个肯定的权威答案。但是通过与“内幕人士”的交流后，我推测，原因还是在于“高考状元”这个敏感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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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合法的身份，但我们仍然可以经常参与到正式的社交场合中，从西餐的礼仪开始学起；我们自己设计或是请来人力资源专家，在聚会中通过各种游戏来锻炼团队合作精神以及创新意识；我们还组织了许多内部的交流活动，在不同专业和不同年级的“明德”学生中分享经验、互相帮助、培养友谊；而每年的假期，我们也可以组织社会实践考察，去中国高速发展的城市或者偏远落后的山区，去拜会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或者给农村小学里的孩子教课，去报社、去政府机关、去百姓人家……总之让我们对中国的社会实况有了更加全面与广泛的了解。
“明德”给我带来了许多许多宝贵的回忆和收获，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我想还是在里面结识的好朋友。和很多人讲的一样，我相信上大学就是要做三件事情：读天下文章，看天下风景，交天下朋友。而“明德”不是一个社团，她更像是一个圈子，圈子里的人互相欣赏、互相学习、一起开怀大笑、一起出谋划策、一起经过阳光、一起走过风雨。在大学里，一定要有自己的圈子，圈子需要有心人的培养和维持，但是当你有了这样一个甚至几个圈子后，你的大学生活，从此会与众不同。
（四）问题少年和跨文化合作
大二的夏天，我有幸前往香港大学，和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南京大学和香港大学的60名学生一起，参加“李韶经济社会考察计划”。李韶先生是一名成功的商人、社会活动家，他创立这一活动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内地大学生和美国学生对香港的了解，所以我们每天上午都会在港大听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讲座，了解香港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下午则被分成了不同的研究小组，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社会调查和讨论，最终完成一篇考察报告。
在40天的活动里，我们听了30多场讲座。从“特首”董建华先生，到当时的成功商人现在的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从著名的台湾导演侯孝贤到香港艺人梅艳芳，从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到渣打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每次讲座之后都会有学生提问的时间，而我每次都会举手，因此得了一个称号：问题少年。
为什么要问问题？因为我觉得问问题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且不说你的提问对象是如何的声名显赫、精明睿智，也不论你的问题能够被所有在场的听众听到，问题的愚蠢与聪明立刻能从你身边的听众的表情中得到反映，最难的还是，你要努力提出一个“好”的问题。这必须建立在你对演讲者以及演讲话题的背景、演讲本身的逻辑有敏锐的理解和判断，然后还要在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