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稿２００３》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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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心理上表现到行动上的问题比较严重的有变态、自杀和犯罪。变态其实不用多说，好坏学生基本上多多少少都变了少许态，自杀也是多少年多少国家都有的问题。在青春期里无论教育发展到什么程度，总有无数人想自杀。关键是好多想自杀的人没有遇见能让他们自杀的事，所以就没死，等过了那时候，基本上是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也死不了了。但是在青春期里，除了还没发育的，眼睛能看见的大部分都在玩忧郁，你说一句话你朋友没听见忽略了都能忧郁三天，而且我在学校读书时的女同学普遍喜欢忧郁的，就是没事站在窗边发呆的　，所以我那时候的人都普遍流行眼角往下耷拉的表情，哪怕根本没有事情好忧郁但是因为姑娘们都喜欢忧郁的而自己不忧郁而忧郁。很多人这样，那碰到点事情死了就很正常。死了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关系，只要不是怀揣炸药当堂拉弦，事情其实还只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事情。到了现在还流行叛逆的。很多人都觉得我是叛逆的，其实不是。叛逆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在当今中国是两回事情。叛逆其实是种幼稚行为，就是说，比如，我，虽然很喜欢F4，偷偷也看了好几遍《流星花园》，但是因为同学们都喜欢，所以我当众要表示，我不喜欢F4。这样，碰巧遇见傻逼还以为你很有深度。这是叛逆的初级。而叛逆的中级暴力型就是大骂F4，顺便把喜欢的人一起骂了，装疯卖傻型就是眼皮都不抬一下，说没听说过F4，没看过《流星花园》，但背地里还偷偷看八卦杂志分析《流星花园2》什么时候出来。叛逆的最高级就不能拿F4来说事了，看出去什么都是反的了，就算学校提倡多走楼梯有益健康都觉得不顺耳非得跳楼才满意。其实我觉得中国学生其实在无关大雅性命不攸关的时候都是很有个性的，很愿意表现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情状，虽然在真正的事情上往往显得很没有个性主见，但是时不时小小地那么来一下个性还是很乐于的。这可能是全球性的问题。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无奈地感叹说，我的女儿很想和别人不一样，衣服老自己这里弄一点那里剪一点，太想和别人不一样了，结果大家都一样了。至于学生犯罪，我觉得总会越来越多。上学的时候一拨拨接触过不少接近犯罪的人，就是说凭那些人的性格和行为，犯罪是时刻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不当，有些教师素质的低下，本身性格的缺陷都是问题，但是其实没有办法，这个也没有必要说，性格本身就是多样的，而到了犯罪的地步主犯肯定都是个性强烈的，跟班抓进去的基本上不犯罪也没有什么前途。学校在无法同化一个人的时候，往往会先鄙视后抛弃。抛弃进社会，除了变成社会精英的，剩下的基本上都犯罪了。我接触的很多从小调皮捣蛋的或者红灯高挂的，其实都很想得开。首先到这步不自杀已经不容易了，尤其现在的学校，什么都拿“平均”说事，老师都下意识暗自鼓励学生鄙视成绩差的，原因是拉了班级的后腿。每次听见这个我都觉得很可笑，班级又不是狗，还分前腿后腿的，况且许多老师都以为这是个可以说说就解决的问题，有能耐你先把外边贫富差距解决了。是不是一个班级只有一个学生才行？但是在大家鄙视的眼光下，成绩差的，不会做试卷而被无数人认为没前途的心理素质倒是比所谓优等生好多了。大家似乎都不为前途担心，找不到工作了，变成一个小混混了，万一又什么本事没有，至少还可以做城管嘛。
压力的问题
一个人独立，我想经济的独立是重要于精神的独立的。如果一个人能大言无耻地宣称他已经独立但是不幸的是还和爹妈住在一起并超过了十八岁还由爹妈养着，他的问题就不是精神是否真的独立，而是神经是否真的有问题。同样的，我想其实经济的压力是要重要于精神的压力的，因为所谓精神压力其实都是扯淡的，而且是天生的，因为我发现有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往悲惨的地方想，就算生活美满，也会为为什么生活这样美满而哀怨。有人可能觉得在某个时段里，精神的压力是大于经济的压力的，比如说高考的时候。其实高考的压力仍然是完全的经济压力，如果高考前一天，忽然告诉你你爹妈都死了，但是居然卖烧饼的爹妈有几个亿的遗产，我想绝大部分的人会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参加考试，并且在碰到一个诸如叫你分析“居然”和“竟然”两词除了笔画不一样多以外有什么区别之类的题目的时候高呼一声：爷不考了！我要说明的是，在学校这个只有精神压力和自称精神独立的地方生活其实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我有时候也会感叹自己学生的生涯太短，但感叹归感叹，我是绝不会回学校当学生的，比如高官富贾有时偶然感叹乞丐真好，自由自在自食其力，但上天给他一个当乞丐的机会他绝对不会真的选择当乞丐一样。
专家的问题
我一直对中国有过多的专家很有意见，一会儿这个说应该这样，一会儿那个说应该那样，满世界专家，好像除了读者全是专家。对此没有什么太多新鲜的可以说，收入《毒》里一篇自己喜欢的文章，我觉得它还是放在这里比较合适。在以前我急欲表达一些想法的时候，曾经做了不少电视谈话节目。中国真的是个只说不做的民族，这点可以从谈话节目的数目看出来。在其他各种各样的场合也接触过为数不　少文学哲学类的专家教授学者，总体感觉就是这是素质极其低下的群体，简单地说就是最最混饭吃的人群，世界上死几个民工造成的损失比死几个这方面的专家要大得多。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专家，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人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有一家报纸前几天登了两位名家的文章，字里行间显露的是极其不专业的妒忌——主要原因是这两人这辈子所有写过的书的销量的总和的三倍都可能不及我一本书一年销量的一半，所以极其不服，文章酸味横溢。但是他们自有老奸巨猾之处，事先就说明没有看过我的书，就谈这个现象。姑且不论现象一定要建立在作品本身的质量上，不幸的是，后面又说我的东西比六十年代那批人的东西差远了。既然没看过我的东西哪里来的比较呢？中国文学没有起色的很大原因是有这些做事说话极其不负责任但又装出一副很诲人不倦的样子的人长期占据文学评论的权威位置，对圈内朋友的互相吹捧，对不同观点的极力打压，对杰出新作的不屑一顾，而且这帮人最牛逼的地方就是在于在做以上事情的时候外表上表现出的另外一个极端，比如常说文坛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