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阳河畔》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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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荣华对胡丽态度的变化却没想明白,前天还是那么热情,范校长一回来,怎么她态度就变了呢?是那天晚上她站在她家门口,胡丽误会她有意偷听她的秘密吗?
陶天赐感觉语文课越来越难教了。有些课已花时间备好了,忽然上头通知下来,说这篇课文删掉了,忽尔,电话通知下来,说课本里的文言文停授了……
教学生写作文,要求学生选定一条语录后,围绕着语录的意思,写一、两件事例,最后写上自己的感想……说得容易,学生作文时,却是困难重重,无从下笔。例如,学生选了“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这条语录,他要写一些具体的例子来体现出不畏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但是,绞尽脑汁却总是写不出来,因为学生从来没有这种体会,在家什么事情都由爸爸、妈妈来做,在学校,老师讲课好听就专心听,不好听就看别的书或想钓鱼的事。考试考得好更好,考不好也拉倒,反正他知道,二、三年以后肯定毕业。这有什么困难好排除的呢?毕业以后,不是上山就是下乡,广阔农村大有作为,他们本来就在山区,有什么“牺牲”可怕呢?正因为这样,学生在自己的身上找不出具体的例子来写,只得胡编乱造,讲假话、说空话、说大话。或者是拿报纸杂志来抄。我抄、你抄、他也抄,有时大家都抄到一块去了。千人一面的现象,几乎每次作文都有出现。老师们啼笑皆非。
一天上午,陶天赐上完课,腋下夹着教案和课本,双手都是粉笔灰,从教室出来要回自己的宿舍去。在操扬边的拐弯处,对面正来着范校长,大家不冷不热地互打招呼就各走各的路了。走了不远,忽然范转过头来叫陶天赐,天赐停下脚步,转身面对老范。
范问:“自从提出把语录带进课堂,将语录贯穿于全节课的始终的教改方案以后,在教学过程中,你贯彻得怎样?感觉如何?”
这是一个难题,陶天赐一下子实在很难回答。要是说这个方案很好,自己十分赞成。这违背自己良心的话,他说不出来。要是说不行,自己却又没有这样的勇气。他想了老半天才说:“这是个新生事物,以后大概是会慢慢适应的。”
“现在教改的任务很重,语文科又是教改中的重点。学校考虑到你的家务很重,准备让你把语文课交出来,给你教较为轻松的课程……”
听了老范这么说,陶天赐表面十分平静。不过他觉得,老范的这番话,是对他的不信任,是对他的一种侮辱。他想当面顶撞他几句,但又觉得,顶撞他不是时候,还是忍耐为好。
老范见天赐没有说话,又说:“你考虑一下,除语文以外的任何一科,你都可以挑选”。说后老范又觉得这样说逻辑性仍欠严密,他又补说了一句:“政治这科是校长教的,你就可以不要考虑了。”说罢他就扬长而去了。
回到宿舍来,陶天赐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说话。手上的粉笔灰也懒得去洗掉,只是痴痴凝视着门外那条长满荆棘的弯弯小路。
第二十二章(1) '本章字数:1890 最新更新时间:2011…10…24 10:01:43。0'
陶天赐不教语文后改教地理,地理课两个班每周仅四节课,作业不多,这样,他就有较多的时间搞“自留地”了。
在这段时间里,他搞“自留地”时,往往会走神,想到别的事情上去。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是革文化的命,革封、资、修文化的命。什么是封、资、修文化?好像没有人认真想过,也没有看过公开文字作过具体的界定。报纸、广播天天都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批判三家村,批判《燕山夜话》,也许《海瑞罢官》就是封建文化了。三家村《燕山夜话》就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化了。革封、资、修文化的命,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昵?邓拓、吴晗他们是大人物,他们著书立说,有东西给人家抓住。我们有什么呢?又想,文化大革命这里有个“大”字,大是大大小小包罗万象。上至中央、下至平民百姓,他们的命都可能要革,不然怎么叫史无前例呢?
风声越来越紧。“5?16”通知刚出台,接着又有“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大报社论一出,地方各报抢先全文转登。范校长在全校教师会议上宣布停课闹革命,叫大家要把全部精力投入这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中来,除认真学习“毛著”和两报一刊的社论及有关文章外,每人每天还要写大小字报50条。
学习“毛著”、学习文件或社论,陶天赐觉得这还算可以,反正人家在那边读着,他就在这边听着。不打瞌睡,不做别的事情就可以了。而难的是写大小字报。写一二张,随便都可以写出来。每天写50条,哪里有那么多东西写?要写,也不是所有的人的缺点、错误都能写,特别是像陶天赐这样的人对领导的缺点、错误不能写,对党团员的缺点错误不能写,对出身好,社会关系好的人的缺点、错误不能写。当然,没有文件规定对这些人不能写大字报,也没有一个领导这么说过,然而陶天赐有自知之明,他吸取了57年的教训,他不能引火烧身。农谚说,锄头找软处挖。天赐这把长锈了的钝锄头,也只能向软处挖。他写大字报的对象,也只能是那些“软”的教职员。不过,这依然很难。这些人即使天天干坏事,一天也很难做出50件坏事来,这怎么写?这是“煮豆燃豆箕”,这是怂惑同类,互相残杀……
老叶读语录“下定决心……”的“下”写读成“杀”字,态度十分不严肃。(汕头人讲普通话,把“下”说成“杀”。老叶是汕头人)
老王上厕所时脸色滞呆,缺乏农民意志……
老张在忆苦思甜会上,吃忆苦饭时,愁眉苦脸,没有无产阶级感情。
老李从未下村去家访,不执行民族政策,不支持教育革命……
当然,这里的老叶、老张、老李都是学校“软”教员,陶天赐写的大字报只能写这些人。
晚上,全校革命师生开大会,陶天赐不得参加。他和逃台家属老张坐在办公室的小板凳上,听着范校长的训示。“一场史无前例的触及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出身于非劳动人民家庭的人,要正确对待革命,认真学习,改造思想,脱胎换骨。”老范又说,“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要正确对待,积极支持。即使在革命行动过程中,有某些看不惯的地方,我们也要相信党,相信群众……
陶天赐回到宿舍,爱人符荣华问他会上说了什么,他一言不发。荣华料想老范跟他谈的一定不会有好事,看他脸色那么苍白,两张嘴唇闭得紧紧的,荣华也就不敢再问了。
第二天起来,校园里的大字报专栏上、墙壁上、树干上,全都贴满了大字报。幽雅的校园,一夜间却变成了一个肃穆的灵堂。大字报在西北风中沙沙作响,像孝子手中的幡旗在寒风中哭泣。
陶天赐昨晚听了老范的发言,已经隐隐约约地嗅到了火药味,今早起来又见校园里满贴着大字报,他意识到一场灾难就要临头。本来他打算躲在家里,不出去。但为了了解“新动向”,以便心中有数,他还是穿上衣服,戴上帽子,向校园走去。天赐的衣领拉得高高的,帽子的下沿直拉到眉毛间。这样的穿戴看来是为了防寒,实际上是为了“防人”。
大字报形形**五彩缤纷。有诗、有文、也有漫画。有一个专栏是专写陶天赐的“罪行”的。什么“封建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呀,什么“老右派企图翻案”呀,什么“利用社会主义的讲台贩卖资
本主义的货色”呀,什么“航母事件”的总后台呀,等等,等等。使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通栏大字标题下面,摘录着他前年在省文学刊物《杜鹃》上发表的文章。前面还加上“按语”,后面贴几篇不伦不类、不值一驳的批判文章。最后这些文章给他扣上了吓人的帽子:
陶天赐写反党文章和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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