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伐天下》第414章

晃塘?br /> 天竺有很多好玩的地方，但赵抗并没有在此停留多久，对于这个只有被征服历史的国家，赵抗始终缺乏敬意，哪怕它的文明成果是那么令人心醉。不过在天竺停留的几个月里，赵抗也多少明白了一点天竺人的难处，果然是凡事皆有因果。首先是气候，天竺的气候实在太热了，与寒冷不同，天气太炎热人就不愿动，长年在这种环境下生活自然很难形成热血冲动的民族性格。而更重要的则是天竺周边恶劣的地理环境不利于扩张，天竺三面环海，北部边疆分为三部分，西边是沙漠，北边是高耸入云的喜马拉雅山脉，而东边与原蒲甘王国接壤，是高山雨林地带，一样是难以逾越的障碍，这比起中国周边的地理环境来说，更加不利于扩张，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天竺人雄起，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其实从海路走的话，天竺倒是有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然而它毕竟是一个大陆国家，虽然因为海上贸易而获利颇多，但要他们转变思维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一点与大宋很相似，要不是陆仁赵抗等人先后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现在的大宋恐怕还陷在死局里面呢。
当初赵国境内大象并不稀罕，但赵抗在天竺见到大象后，却突然产生了一些有趣的联想，也许是因为他突然想起当初劝说纥石烈志宁的事来了。在连续几天里，赵抗满脑子里都想着一件事，“什么样的民族才算是成功的民族？”
即使是像天竺这样不断被人征服的民族，他们的血脉与文化依然不断传承了几千年，似乎也不能说他们一定是失败。而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征服者，虽然都曾经盛极一时，但最后这些民族却都湮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民族都不存在了，能算是成功吗？
不过，赵抗并没有困惑多久，他只是看到了几种动物，便完全明白过来。那些以纯粹的征服者自居的民族，就好像是动物中的野兽，他们获得了暂时的胜利，而高居于其他民族之上。但是，与动物界不同，在动物界中即使再厉害的猛虎，猎物也不会主动送上门来好不反抗，所以它们便可以变得越来越强壮。但是那些获胜的征服者却可以凭借这些胜利衍生出的威慑力不劳而获，虽然获得了一时的享受，其本身却失去了磨砺与锻炼的机会而越来越弱，但对于那些被征服的民族而言则恰恰相反。这样一来，总有一天被征服的民族会发现，骑在他们头上作威作福的主人其实已经是一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于是胜负便会颠倒过来，而能够纯粹kao着吸食其他民族血汗为生的“征服者”不可能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民族，因为只有多数人供养少数人，这个体系才能维持。而小民族无论多强，其承受危机的能力却是很弱的，顺利的时候还不觉得，一旦成了落水狗，很快就会亡族灭种。所以赵抗得出了他深思后的第一个结论，“对一个民族来说，要想获得最后的成功，那么就不能以掠夺其他民族为生，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民族必须擅长生产，而不是破坏”
但是，就算能够一直活到最后，若总是被别的民族统治，那无疑也算不上是成功。可是弱肉强食是世界的真理，你不去欺压别人，别人就会来欺压你，这似乎与苟活之道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但是有没有例外呢？
“是有的！”，赵抗想到了几种常见的动物，思路一下子豁然开朗。在他看来，那些以掠夺作为经济基础的民族可以比作食肉动物，不管他们是kao（武力）抢还是（智慧）骗，而以生产作为经济基础的民族则可以比作食草动物。那么有没有不被食肉动物欺负的食草动物呢？答案很明确，自然是有的，大象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吗？
“大象为什么不怕狮虎？因为它太大了，也即是强。对于爱好和平，勤劳安分的民族，只有在强大的国家政权保护下，他们的安全才能有保障。但因为失去了弱肉强食规律的遴选，他们必须有自强的觉悟才行”，赵抗这时又想起了“黔之驴”的典故，“但是光大还是没用的，得有强大的报复能力才能自保，像毛驴那样只会不轻不重地踢两脚，可是不行的”
“报复一定要狠，要不然只会适得其反，对于这一点，我们祖先的历史上有着太多的教训。”，赵抗沉思道，“所以我们中国不应该主动侵害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要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与他们交往，毕竟敌人越少越好。但对于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则应该将他们彻底从世界上抹去，以震慑其他。只要证据确凿，所有有关人等都不能放过，以免留下后患。只要坚持这样做下去，我们的朋友将越来越多，而敌人却越来越少，结果自然是不言而喻了。”
如果说大象立足于强，那么老鼠则是立足于多了，而且若仅以生存能力来说，他们比大象更加成功。赵抗将其引申到人类身上，得到的启发是，质量与数量缺一不可，质量决定了一个民族的开拓能力，而数量则决定了它抵抗各种危机的能力。
第五百五十七章　生育问题
但是土地是有限的，人类数量不可能无限增多，所以在本民族强盛期尽可能多占地，为子孙后代的繁衍留下资本是很重要的，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拓展生存空间”。但是，世界上的土地总归是有限的，而人口却可以近乎无限地增多，那么如果不想通过战争来消减过多的人口，就只有自发地节制生育了，这一点在大宋已有先例。因为宋代内部稳定，人口增长速度超过了此前的任何一个朝代，这样一来社会的负担也随之增大。与北方胡人贵幼贱老不同，重视孝道的大宋百姓在无力负担而又缺乏节育措施的情况下，优先选择的往往是堕胎，但其中也有不少人其实是不愿为了孩子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才这么做。赵抗当时对此很不安，所以才规定由国家收养那些家庭无力负担的孩子，并严惩堕胎的行为，确实是巨大的善举。但是赵抗也知道，这是治标不治本，将来总有一天节育思想会再次抬头，因为愿意为了后代而牺牲自己的，终究是少数。
如果将来世界有一天消除了战争，而且所有国家同时节制生育，那也是不错的选择，但那根本不可能。而若在和平主义盛行的时期，某个国家独自提倡节育的话，无异于自己主动在生存竞争中认输，这个民族灭亡的日子便为时不远了。因为管理过国家而又深明医道的赵抗很清楚，生育率降下来容易，但降下来之后想再升上去却比登天还难，其根源也许是因为统治阶层是一个很贱的存在
与占有财富不同，在生育方面，上层虽然普遍三妻四妾，但说到总数则远远比不上那些平民百姓，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生育率的高低，不在于富人生多少，而在于穷人生多少。无论哪个年代，社会的下层只要能够吃饱穿暖便不会造反，而统治阶层也决不会大方到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那些多出的部分自然全部进了他们的腰包，而在不同的生育率下，其衍生出的结果将会形成巨大的差异。
在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对同一个家庭来说，孩子越多负担越大，生活水平越低，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即使是在一般的“太平盛世”中，普通百姓的生活水平事实上也是存在隐性上限的，多出的那部分财富都被统治阶层以各种手段拿走了。而百姓造反的前提是无法维持生存，统治阶层的意图则是令百姓在维持生存的底线与那个隐性上限间徘徊，这样他们的利益便可以最大化。百姓生的孩子越少，其维持生存需要的财富便越少，虽然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大头却被统治阶层拿走了。正因为这样，百姓抚养每个孩子的成本反而比孩子多时大幅度上升，所以生育率越低，家庭便越负担不起养大小孩的费用，于是便愈加不想生小孩，这就形成了趋减循环。整个国家的生育率因此不断下降，当降到一个危险的程度后，国家将会面临绝大的危机，到了那时低生育率已经成为国民的习惯，想再上来难度重重。唯一的办法，就是统治阶层主动割肉，降低百姓的谋生成本，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的，因为太平时期的统治阶层普遍缺乏危机感。他们只会贪图眼前的一切，而漠视危机的进一步升级，当社会上供养依赖型（无劳动能力者，主要是老人）人口比例高到一定程度时，因为数量日渐稀少的生产者无力负担，国家政权结构将因此而垮塌，民族也必将衰亡
其实，在赵抗所处的这个年代，这一点无须担心，因为实在不行就放弃那些供养依赖性人口好了。但赵抗却能预见到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