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　第六部　帝国烽烟》第113章

《汉书·食货志》转引其经济指控云：古者税民不过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过三日，其力易足。……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专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汉兴，循而未改……
《汉书·董仲舒传》载其法治指控秦云：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天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又好用悟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重，死者相望，而奸不息。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其教化指控云：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王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木之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董仲舒经济指控与法治指控的经不起推敲，我将在后面一并澄清。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董仲舒在教化指控中，将西汉“习俗恶薄”的原因，没有归结为六国贵族集团大复辟带来的社会大破坏，而全数归结为秦政，这是显然的历史偏见。这种偏见并非误解，而是蓄意为之。董仲舒的目标很明确：促使汉制“更化”，变为以“三代王制”为本体，而由儒家执意识形态之牛耳的实际制度。而如果将世道沦落之根源归结于复辟动乱，则无异于否定了儒家颂扬“王制”的正当性。所以，只能将世风败坏的罪名，整体性推于秦政了事。此等基于显然的政治意图而全盘否定秦文明的做法，实在不甚高明，也存在着太多的矛盾纰漏。是故，并没有从总体上动摇“汉承秦制”的实际国策。董仲舒生于西汉中期，距秦帝国时代不过百年上下，对复辟势力的暴力毁灭、相互背叛、杀戮劫掠、道德沦落等等恶行，及其破坏力与后遗症，应该很清楚。对最为残暴的项羽集团的大破坏，董仲舒应该更清楚。然则，董仲舒却将这种破坏整个文明结构与社会伦理的罪责，转嫁于素来注重建设而法度整肃的秦文明时代，事实上是不客观的，是经不起质疑的，其学术道德的低劣亦实在令人齿冷。此等理念的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居心，不值得后人问一句么？
西汉之世，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遭到了总体遏制。
然则，西汉之世对秦文明的总体评判，也第一次以理论化的否定形式出现了。这种理论化，既表现于相对谨慎的官方探究，更表现于以私学官学中的种种个人探究为形式特征的普遍的“非秦”思潮。正是在诸如贤良文学、淮南王学派，以及贾山董仲舒等儒家名士的部分或全面指控秦文明的思潮中，使秦末复辟势力的历史谎言，又有了重新复活的历史机遇，并最终酿成了西汉末期王莽复辟的实际灾难，又最终弥漫为久远的历史烟雾。
从形式上说，西汉时代对华夏文明演进的总结与审视，对秦文明的总结与审视，是中国历史意识的第一次自觉。但是，由于具体的政治原因，由于所处时代的文明视野的限制，这次大规模的相对自觉的文明史审视，却最终产生了接近于“暴秦”说的否定性结论。这一结论，导致了中国历史意识不可思议的分裂：实际继承秦文明，理念否定秦文明。
此前的中国，历史的脚步与历史的意识从来是坦率合一的：一个政治集团认定并推崇某一种文明，必然竭尽全力去追求并实现，反之则断然抛弃。只有从西汉这个时期开始，中国历史的脚步与中国历史的意识，出现了怪诞的分离。尽管这种分裂是初始的，远非后世那般严重。但是，这一分裂因东汉的秉承而延续跌宕四百余年之后，却终于积淀为荒诞的历史定式。作为实际继承秦文明的两汉中央政权，基于种种原因，始终对这种荒诞的分裂保持了默认，保持了实际上的支持。同时，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方略的确立，儒家历史价值观日益占据主流，中国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荒诞分裂——实际建政与价值评判的分裂，随着历史的推移而更趋深重了。
三、历史烟雾的久远弥散
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终于无可遏制地弥漫开来。
大一统的秦帝国十五年而亡，既无修史遗存，亦无原典史料现世。项羽的屠戮劫掠与焚烧，使大咸阳化作了废墟，集战国之世全部典籍法令与文明书证的丰厚无比的帝国文档库存，悉数付之罪恶火焰。从此，这个伟大的帝国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绝大部分书证、物证与人证，沦入了面对种种口诛笔伐而无以澄清的境地。就实说，后世对秦帝国的评判依据，相对直接的文本资料大体只有四种：其一是后来抢救再现的先秦典籍与诸子著作；其二是帝国遗留于山川河海的部分勒石碑文与残存物证；其三是司马迁的《史记》中所记载的经过作者“甄别”的史实；其四是西汉初期帝国遗民的部分亲历言论纪录。当然，若天意终有一目可使始皇陵地宫藏品再现于世，我们为这个伟大帝国辩护的直接证据，完全可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前，我们的澄清依然分外的艰难。
然则，我们的努力不能停止。
历史，正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所谓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体是四个层面：其一是历代政权对原生文明的实际继承原则；其二是见诸正史的官方意识对历代文明演进的价值评判；其三是历代史家学者及学派的历史论说；其四是见诸文学艺术与民间传说的普遍认知。而我们所谓的历史意识分裂的烟雾，当然也指同时体现于这四个方面的种种变形。
从此四方面说，自西汉之后，秦帝国及其所处的原生文明时代，在理念上被大大扭曲变形，且表现为一个愈演愈烈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两千余年来，我们对自己的原生文明时代的总体评判，始终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割裂状态：一方面，在建政原则上，对一统秦帝国的文明框架原封继承，并全力维护；另一方面，在理念认定上，对秦帝国与春秋战国的文明功绩又极力否定，极力攻讦。这是一个奇特而巨大的矛盾。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没有哪个创造了独立文明的民族，在后来的发展中极力贬低本民族原生文明的先例，更没有实际继承而理念否定的荒诞割裂先例。唯有我们，承受了先人的丰厚遗产，还要骂先人不是东西。此等咄咄怪事，发生于我们这个自认深有感恩传统的古老民族身上，岂非不可思议哉！
一片博大辽阔的文明沃土呈现出来，耕耘者的尸体横陈在田间。后来者毫不迟疑地宣布了沃土继承权，却又困惑于曾经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群人杀死了耕耘者不好交代。于是，一面谨慎地审视着这片沃土，一面小心地探询着其余人对农夫之死的说法。终于，人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耕耘着，开始探究起来，渐渐争论起来，又渐渐吵成了一团，终于将耕耘者的死与被开垦的沃土连成了一体，无休止地吵吵起来。有人说，这片土地邪恶，导致了农夫的突然死亡，与群殴无关。有人说，农夫愚蠢不知歇息，才有突然死亡。有人说，农夫耕耘有误，给这片土地留下了祸根。有人说，农夫根本不该开垦这片土地。有人说，农夫用力太猛死得活该。一代代争吵延续下来，人们终于一致认定：这是一个坏农夫，原本该死，不需争论。有浑不知事的孩童突然一问：“农夫坏，开出来的土地也坏么？”人们惊愕良久，又齐声回答：“土地是我们的了，自然不坏！”于是人们力乏，从此不屑提起这个死去了的坏农夫，索性简化为见了农夫尸体只啐得一口，骂得一声了事。偶有同情者，遥望农夫尸体叹息了一声，立即便会招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