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奈三国》第824章

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封建王朝。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王朝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封建王朝的。皇权尽管在封建王朝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综上所诉，只要有皇帝就会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两个好皇帝，最终宦官也会干政，加速王朝的腐败和破灭。
三国小贴士　冷兵器时代的王者
更新时间：2008…6…26　0：48：36　本章字数：5369
骑兵顾名思义就是骑马作战军队。其实长处在于有强的机动力能力和冲击能力。我国是世界上较早拥有骑兵的国家之一。我国在春秋时代以前作战以车战为主，步兵仅起辅助作用，兵车的数量多少成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基本没有骑兵这一兵种。到春秋时期步兵开始兴起，军队成为车步并重，各国的军队中有了少量的骑兵，同战车步兵混编，仅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辅助力量。到了战国时代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战术的多样化及同北边游牧民族的战争需要，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正式登上战争舞台。所以我们的骑兵谈就从战国时代说起。
战国时代：（含秦代）
历史进入战国时代，战争已经从早年的死板的兵车战术的正面战，转向更为机动灵活的作战方式。骑兵作为一种独立的兵种出现了，当时各大国均建立了骑兵部队，如秦、赵等国均号称“车千乘，骑万匹”军队作战由步骑为主渐渐转变为车骑并重。进行最大变革的首先是赵国。地处北边的赵国，与楼烦，林胡，匈奴等少数民族为邻，深受其扰边之苦，而赵国传统的车步兵，在与灵活、快捷的胡人骑兵作战时十分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在国内进行了“胡服骑射”的改革，他声明“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削减军中的车兵，增加骑兵；要求改汉族传统宽袍大袖的衣服为胡人式的紧身服装，方便于进行骑射。从这里开始中原各国中骑兵地位逐步提高，成为军队的一支主要力量。赵国也因为有了这支强大的骑兵，使之成为战国后期军事上能与秦国抗衡的强国。
战国时开始大量的使用骑兵作战。赵国以步骑兵攻林胡，楼烦“略地千里”，李牧用万余骑配合步车兵大破匈奴歼敌十余万。秦国也以骑兵精良著称，秦赵长平之战，秦将白起用五千精骑截断赵军，对长平一役全歼赵军四十余万起到了关键作用。楚汉战争时刘邦也曾为了对抗项羽的骑兵而用秦国降将李必、骆甲为校尉训练骑兵；韩信在破赵之战（就是列背水阵那次）中也是用两千轻骑偷袭敌军大营。
战国及秦代的骑兵配有齐全的鞍鞯，但是没有马镫这对马上的格斗战十分不利，所以当时的骑兵主要武器为弓箭，作战以骑射为主，少量的使用青铜剑、戟作战。（劈砍时剑容易折断，以戟为主）并且这时已有专用的马甲出现。（用于保护战马的防具）从出土的兵马俑可以看出当时秦军已是采用车、步、骑混合编队，鞍马俑以持弓为主，戴小帽，穿紧腰窄袖袍，披短甲，足蹬短皮靴，装束便于骑射。这一时期兵法中也有了对骑兵使用的论述。《孙膑兵法》就曾说“险则多其骑”。
两汉时代：
进入两汉时代，迎来了中国骑兵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对匈奴等游牧民族作战的需要，骑兵迅速壮大，军队作战从以前的车骑并重转变为骑兵取代车兵，骑兵成为决定胜负的力量。
说到汉代骑兵的发展就该说匈奴骑兵，匈奴是北方的游牧民族，全族均为能骑善射之士汉初处匈奴已号称“控弦之士”三十万，时刻威胁着汉朝的北部。匈奴人是典型的亚洲式轻骑兵，他们作为游牧民族，从小生长在马背上，长于骑射，他们马术精良，射术奇佳，只穿轻便的皮甲十分灵活。汉的晃错曾在《言兵事疏》中说匈奴有三大长处为汉军所不及：其一，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其二，险道倾厌：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其三，风雨罢劳，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这也就指明了骑兵较之车兵的较大优势，车兵只能在平原之上才能发挥威力，而骑兵在较狭小的地形也能做战，比车兵更为机动灵活。
到了汉朝时为了改变对匈奴作战的不利被动局面，汉朝大力发展骑兵，至武帝时已能运用十余万骑兵主动出击，对匈奴作战历时数十年，汉的名将卫青，霍去病等多次率数万骑兵，采用迂回包抄，深入敌后等战法大破匈奴。其公元前１１９年武帝以卫青，霍去病二人各带五万骑出击，以步卒数十万，马十余万匹转运辎重。霍去病部深入匈奴两千余里，大破敌军封狼居胥山（在今蒙古）而还，传为佳话（　英雄业绩真是令人神往呀！）
这一时代一个重要成就就是官马制度的确立，汉为了对抗匈奴，发展骑兵，建立了饲马的制度。汉文景时期颁行“马复令”用免役的办法鼓励民间养马。并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专管的马政机构。中央任命太仆（就是弼马温了）管理，在地方设有马丞负责。这些官员负责马匹的饲养以备军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