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大秦帝国第六部帝国烽烟》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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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之后，华夏又陷入了几近百年的分裂割据。五代十国，是一个历史意识严重萎缩的时期，大器局的文明视野与民族进取精神，从这个时期开始严重衰退了。政变频频交错，政权反复更迭，邦国林立，各求自安。这一时代除了诸多的佛教事件与闪烁的诗词现象，几乎没有文明史意义上的重大事件，对中国文明史的探究自然也难觅踪迹。
宋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几乎是立即陷入了连番外患与诸多内忧之中，对既往历史的审视已经大为乏力了。《宋史》乃元代主修，其概括性的诸《志》综述，已经根本不提秦文明了。当然，我们不能将《宋史》的综合叙述，看做宋代的官方历史意识。宋代的历史意识，我们只有到其学派思潮与主要人物的言论中去寻找。宋代儒学大起，生发出号为“理学”的新潮儒学。理学的历史意识，自然是以儒家的历史价值观为根基的。
从宋代开始，一种历史现象开始生成：审视历史，必引孔孟言论以为权威。大量的先秦诸子典籍，在这个时期被一体性忽视。以致连墨子这样的大家，其论著也湮灭难见，沦入到道家典籍中隐身了。直到近代，墨子才被梁启超发掘出来，重新获得重视。最为实际的改革家王安石，尚且言必引孔孟为据，对制度沿革的论说则多以五代十国的兴亡为依据。其余人物之论述，则更可以想见了。以修《资治通鉴》闻名的司马光，其历史意识更是明确地贬斥秦文明。凡见诸《资治通鉴》的“臣光曰”，很少对秦政秦制作认真的总体性评判，而对秦政秦制的具体“罪行”指控，则屡见不鲜。朱熹、二程等儒家大师，指控秦文明更是司空见惯了。作为治学，他们对秦政的探究是很认真的。譬如朱熹，对商鞅变法之“废井田，开阡陌”做出了新解：“开”非开垦之开，而是开禁之开；开阡陌，便是开土地国有制不准买卖之禁，从此“民得买卖”土地。然则，这种具体的学问功夫，并不意味着文明历史意识的深化与开阔。从总体上说，宋代对秦文明及其母体时代的评判，是遗忘融于淡漠之中——既很少提及，又一概贬斥。
元明清三代，历史意识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板结为冰冷的硬体了。
元人修《宋史》，明人修《元史》，清人修《明史》。这三史，对包括秦帝国及先秦时代的评判都呈现为一个定式：先极为概括地简说夏商周三代，而后立即接叙距离自己最近的前朝兴亡，对春秋战国秦时代基本略去不提。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遗忘定式”。然则，遗忘绝不意味着肯定，而恰恰是偏见已经板结为坚深谬误的表征。元明清三代，非但官方历史意识断然以“暴秦”为总括性评价，即或被后世视为进步思想家的学子，也同样断然“非秦”。也就是说，自宋开始的千余年之间，对秦文明的评判已经积淀成一种不需要探究的真理式结论。耶律楚材有诗论秦：“……焚书嫌孔孟，峻法用高斯。政出人思乱，身亡国亦随。阿房修象魏，许福觅灵芝。偶语真虚禁，长城信谩为。只知秦失鹿，不觉楚亡骓。约法三章日，恩垂四百期……”海瑞云：“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尚可存古人遗意。”邱浚云：“秦世惨刻。”黄宗羲云：“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王夫之云：“郡县者，非天子之利也，国祚所以不长也。呜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测，有如是夫！……秦之所以获罪于万世者，私己而已矣！”顾炎武云：“秦之亡，不封建亡，封建亦亡……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凡此等等，其中即或有个别特出者对秦文明作局部肯定，也只是荧荧之光了。加之话本戏剧等民间艺术形式的渲染，“暴秦”论遂大肆流播。千年滥觞之下，虽不能说人人信奉，大体也是十之八九论秦皆斥之以“暴”字了事。
从此，国人的历史意识与文明视野，沦入了最简单化的冻结境地。
1840年开始，中国在人类高端文明的入口处遭遇了巨大的历史冲击。
这一冲击历时百年余。几经亡国灭种的劫难，中国民族的历史意识终于开始了艰难的觉醒。自觉地，不自觉地，华夏族群开始了连绵不断的文明历史反思。民族何以孱弱？国家何以贫穷？老路何以不能再走？新路究竟指向何方？凡此等等关乎民族兴亡的思索，都在“救亡图存”这一严酷背景下蓬蓬勃勃地燃烧起来。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对中国现实出路的尝试，有了“辛亥革命”对中国现实命运的设计，有了“五四”运动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反思，有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文明反思。当我们这个民族终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时候，我们又开始了大规模的意识形态重建，开始了借助于高端文明时代的科学思维方式，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重新审视的历史过程。从一个民族开拓文明史进程的意义上说，我们这个民族的伟大智慧并没有被历史的烟尘窒息。我们坚韧努力的脚步，体现着我们民族再生与复兴的伟大心愿，也体现着我们民族的文明历史意识觉醒的丰厚成果。
但是，我们走过的弯路太多了。戊戌变法企图以浅层的形式变革，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失败了！辛亥革命则企图以仿效西方文明的政治变革方式，引领中国走入高端文明时代。我们也失败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企图以相对简单的“打倒”方式清理总结我们的文明史。我们并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所导致的社会大变革，使我们这个民族实实在在地站了起来。在我们的生存生计成为最迫切问题的历史关头，我们这个民族以最大的智慧，停止了无休止的论争，从纷杂折腾中摆脱出来，而全副身心地投入到了民族富强的努力之中。历史证明，我们的伟大智慧挽救了民族，挽救了国家，给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难的历史时刻开启了真正复兴的希望。
然则，被我们搁置的问题，并不因为搁置而消失。
一个民族的文明发展历史，有着必然的逻辑：要在发展中保持悠长的生命力与饱满的生命状态，就必须有坚实的文明根基；这种文明根基的坚实程度，既取决于民族文明的丰厚性，更取决于一个时代基于历史意识而确立的继承原则。我们可以因为最紧迫问题所必需的社会精神集中，而暂时中止大规模的文明文化论争，诚如战国名士鲁仲连所言：“白刃加胸，不计流矢。”然则，我们不能忘记，在获得必要的社会条件之后，对文明历史的认真探究，依然是一个民族必需的文明再生的历史环节。我们所需要避免的，只是不能重蹈将文明审视一定等同于某一实际目标的简单化。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一个民族对自己文明历史的审视，都不应该成为任何实际目标的手段。这一探究与审视，本身有其伟大的目标：清理我们的历史传统，寻求我们的精神根基，树立我们的民族精神，并使这些基本面获得普遍的社会认知，使我们民族的复兴与发展，有着久远的清晰的坚定的信念。
这是我们审视中国原生文明的根基所在。
四、认知中国原生文明的基本理念
对中国历史?